《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魏思孝 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年8月

　　最近，“空巢青年”這個詞突然流行起來。這個詞指與父母及親人分居、單身、獨居、租房的年輕人。你一定從影視劇里見過他們的樣子，甚至你自己就是一個空巢青年，一個人吃飯，一個人看電影，一個人跑步。但這樣的人，即使無聊、無趣，甚至沒有所謂的“上進心”，但依然想努力把生活過得更好。青年作家魏思孝筆下的這些頹喪的年輕人，展現出了“北上廣”之外的另外一種生存狀態，也是當下中國千千萬萬個你我見到的城鎮里的生活一種。

　　自認“廢柴” 一種“誠實寫作”

　　小說家魏思孝有一個個人微信公眾號，名曰“廢柴”，不定期地發一些他的原創小說。小說集《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中的很多篇目，我在“廢柴”上都有看到過，覺得用“廢柴”來形容魏思孝小說里的主人公，最是貼切不過。這些主人公幾乎都生活在二三線城市，他們是怎么生活和干什么工作的，都很可疑，他們內心偶然升騰起的欲望更讓他們備受煎熬和摧殘，可不就是“廢柴”嗎。他的小說備受很多年輕人追捧，也就不足為怪，因為他真正寫出了這類年輕人的心聲。

　　“無人問我粥可溫，無人與我立黃昏。”

　　后來看到2016年推出的網絡劇《我的廢柴兄弟》，恍惚以為這是魏思孝參與的作品，或者至少有他的一部分貢獻。當然，向網絡輸送網絡熱詞，小說家志不在此。魏思孝以他的敏銳和勇氣，切中時代的肯綮，才能夠領先潮流半步，意識到“廢柴”這個詞的寓意，并且敢于將之作為公號的名稱。

　　不能小看這“半步”，一個小說家，如果真的看準了跨出去，雖然是個人的小半步，對文藝創作而言可謂是“一大步”，這不是過譽，相對于眾多有識之士對小說創作現狀的擔憂，比如同質化傾向的泛濫，對廣袤現實有意無意地架空，魏思孝能大膽書寫真實，描述一個被遺忘群體的生活，某種程度上甚至與潮流相呼應，確實值得關注。

　　我記得在一次讀書沙龍上，余世存提出，“在現當下的中國，小說家的缺席是非常遺憾的”。小說家差不多集體失聲，對中國現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確實是一件很蹊蹺的事情。狄更生“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之感嘆，在中國當下語境里，好像突然變得不值一提。由此引發有志之士的慨嘆：誠實寫作現在已經鳳毛麟角。

　　什么是誠實的寫作呢？評論家朱白說：“避免失控于自己的陳腔濫調的寫作”，“真正在泥土里去寫自己掌握的文學”，“更接近自己和屬于這個時代”，“回避先鋒的姿態和放棄投機取巧的渠道”，“抵達一個生活在現實世界里的當代年輕人的內心幽暗世界”。然而，這種誠實寫作在當代漢語小說中少之又少，魏思孝的出現難能可貴。

　　“空巢青年” 那些“走出去又走回來”的年輕人

　　魏思孝小說中的主人公（基本都是二三十歲的男性），大抵會給人這樣的印象：面色蒼白，源于饑一頓飽一頓的營養不良；心事重重，往往受困于內心蒸騰的各種欲望；沒有方向，因此得以在小城鎮里無所事事地四處游蕩；很不舒服，這幾乎就是他們眉宇間的常態。

　　這樣的年輕人，顯然沒指望過上什么好日子，更別說中產之類的夢想，他們或者騎著電動車，或者糾結于一頓再尋常不過的晚餐，或者跟蹤某一個人，對意外邂逅的姑娘產生愛情和性的幻想，但幾乎都以“不作為”來收場。

　　就像小說《每個人都有歷史問題》里面所表現的，“我”進入自己的房間，意外發現一個不速之客在使用自己的衛生間。在要不要報警的猶豫中，“我”拿起女飛賊的蘋果手機玩起游戲，由于電耗盡而意猶未盡地把手機還給了對方。臨別前兩個人互留了手機號碼。就在讀者松了一口氣，以為事情向陽光方向發展時，“我”發現枕頭下面的錢（差不多能買個新手機）不見了。這個故事幾乎就在“我”和女小偷兩個人之間展開，和外界發生關聯的是手機，活動區域固定在了房間里，雖然看不出這是“我”是租客還是房主，但“我”顯然是一個空巢青年無疑。

　　《南方周末》和《人民日報》相繼都對“空巢青年”做過報道，《南方周末》將其描述為背井離鄉到大城市打拼的年輕人。然而在魏思孝的小說里，我們發現在二三線城市里，同樣生活著這樣的人群，和大城市的年輕戰斗者不一樣的是，他們更找不著北，似乎接受了生活的現狀，連理想這兩個字眼也羞于談起。朱白將之概括為“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確實可謂一針見血。這樣下去，他們似乎只有死路一條。可是話說回來，活著的人，誰不是只有死路一條呢。

　　當然，在魏思孝的小說里，我們還可以順藤摸瓜出另外一個人群，那就是走出去又回來的年輕人。這種走出去的距離可遠可近，走出去的時間可長可短，唯一的共同處是，“他們又近乎可恥地回來了”。學業、學位證書、在大城市飄蕩的經歷，并不能為他們帶來立竿見影的幫助，事實上他們羞于談起自己的教育背景。這是廢柴和空巢青年們的共識，幾乎劃定了悲觀的結論：生活已經是這副樣子，還有什么可為呢？無所事事因而名正言順地成為了他們的第一選擇，穩定的工作以及由此帶來的安家立命變得遙不可及，所以他們從找不到工作堂而皇之地演變成不找工作。

　　聯想到前幾年的逃離北上廣風潮，雖然后續報道寥寥，但也不難猜出，回到故鄉原產地的青年如何適應中小城市的現狀是一個難題。當我們把目光聚焦在他們在生活上的各種不適應，顯然是太過樂觀了。事實上，盡管在大城市鍍過金，履歷也很漂亮，但在二三線城市找到適合的工作，并能一展所長，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面臨著種種困難。相比于這些走出去又回來的人，留在當地的青年反而享受到了當地經濟快速發展的紅利，獲得了更為穩定的工作和生活。我想這也許是魏思孝小說中所有男主人公自認為廢柴的一個動因。

　　憂郁的“喪文化” 為了活著而活著

　　在讀《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時，我的眼前不自覺地出現我的眾多同學，從小學同學到大學同學，只要選擇回到二三線城市，他們的生活差不多沒有什么不同，小康或者中產的生活，雖然乏味但毫無壓力的工作。他們在軌道內的生活安逸且有保障，但缺乏變化，屬于能夠一樣望到生活的盡頭。他們像模像樣地活著，騎自行車、打麻將、釣魚、旅行，看上去多姿多彩，但卻正經歷某種精神危機，或略有察覺，或毫不知曉。

　　我在北京的一個朋友，每個月的工資差不多都用來買書，是一個讀書狂人，曾經表態說他一定讀斯坦福大學的研究生。考了兩年沒考上，家人催結婚，他自己也偃旗息鼓，最終回去了家鄉，一開始他還偶爾說起回去工作的好處，后來就沉寂了，也不知道他買房沒結婚沒。不管他生活得怎么樣，曾經的理想估計會一直是他的心頭陰霾，會一直讓他在睡夢中醒來，有可能不知此身現在何處，或者不知身往何處去。

　　讀了魏思孝的小說，我有一個擔憂，覺得我這個朋友就是魏思孝筆下的人物。在現實生活中，漸漸地失去目標和放棄理想，時而頹廢和絕望，漫無目的，蹣跚而行，情感麻木，為了活著而活著。也即，很努力才能有尊嚴地活著，一旦松懈放松下來，都不知道自己會變成什么樣的怪胎。

　　現在流行一種“喪文化”， 跟積極、健康、向上的主流精神相反，在當下超時工作、超額吃飯、壓力大、掙錢難的種種困境下，部分青年變得頹廢、絕望、悲觀、生無可戀。“我差不多是個廢人了”、 “漫無目的的頹廢”、“什么都不想干”之類，越來越成為青年們的口頭禪。

　　魏思孝曾在外求學，也曾在相比故鄉大得多的地方工作，但他決然地選擇了返鄉。在故鄉做農民，忙時種地，閑時創作。

　　我毫不懷疑，魏思孝洞悉了大部分年輕人的活法，以及這種活法深處的心理機制。由此，他的小說像一個切口，為我們牽引出了數十個憂郁的小鎮青年。在這些青年身上，不僅融合了大多數青年的喪文化傾向和廢柴的自我認知，也折射了魏思孝本身的“審丑意識”，兩相激發，造就了魏思孝無限接近自身和屬于這個時代的誠實寫作。（文/趙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