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志權

　　日本的諾獎現象，需要關注的，是他們所特有的、那種只與自己較勁、堅持把東西做到極致的“工匠精神”，是一種不依賴於外界的內心驅動。

　　對國人來說，諾獎是個不容易解開的心結。這幾年，莫言和屠呦呦剛分獲諾獎的文學獎及生理或醫學獎，緩解了我們的焦慮，但這次日本又讓我們不淡定了——在繼2012年、2015年之後，日本再獲生理或醫學獎，並使其2000年以來獲諾獎人數達到了15位。諾獎也許未必說明問題，但這么懸殊的數據反差，的確是個問題。

　　這個問題容易讓我們聯想到另一個頗為類似、一直糾纏國內學術界的“錢學森之問”：中國為什么不出大師?不可否認，中國教育領域問題多多，從幼兒園到大學，從宏觀體制到應試教育，各個環節，都是國情以及“改革過程中的陣痛”。但正因問題有點多，反而讓我們一時難以找到真正的“罪魁禍首”。

　　一個普遍的誤解，是把大師的缺失，歸因於大學的培養機制。而大學信誓旦旦地要培養“大師”的說法，更是作繭自縛。殊不知，也許一流的學霸，乃至一流的科學家，可以較大規模地培養;但大師或者諾獎級的科學家，很難單靠“培養”。比如，獲得諾獎的愛因斯坦、日本的田中耕一;沒獲諾獎但成就得到公認的華羅庚、袁隆平，求學期間都成績平平，華羅庚更是沒有上過大學。

　　我們還習慣性或者想當然地認為要靠研發經費的投入。但是，一項2015年的數據表明，以色列、芬蘭、韓國、瑞典等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都高過日本，但芬蘭、韓國迄今為止還在諾獎方面顆粒無收。另一個證明是，屠呦呦的諾獎主要源於70年代青蒿素的發現，當時投入的研發經費並不巨大，值得一提的倒是她“無留洋背景、無博士學位、無院士頭銜”的“三無”背景。這次獲獎的大隅良典研究酵母細胞，並不需要多少經費。之前“意外”獲獎的田中耕一，本來只是藉藉無名的公司職員，除了公司的正常科研費用外，沒有任何額外經費。

　　其實，日本的諾獎現象，需要關注的，是他們所特有的、那種只與自己較勁、堅持把東西做到極致的“工匠精神”，是一種不依賴於外界的內心驅動。職員田中耕一為了能與實驗為伴，一直無意升遷;這次獲獎的大隅良典，自認乖僻，“不喜歡與人競爭，做別人不做的事情是快樂的本質”。這種傳承，在中國其實古亦有之，那就是安貧樂道、“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學術精神，這也是中國古代多大師的根源。放眼世界，我們也看到，許多諾獎級科學家，數十年如一日與儀器為伴，努力無關獲獎，獲獎也不影響繼續工作，他們所在意的，只是為了那份樂趣——學術和研究的樂趣。

　　在工匠精神與純粹的學術興趣的反面，是功利主義、實用主義。這恰恰是目前國內學術界頗為普遍的不良傾向。我們其實有一批默默無聞、志在學術、遠離公眾視野的科學家，也有不錯的科研投入，如果能夠正本清源，抑制當前浮躁功利的學術風氣，營造自由民主的學術環境，防止“劣幣驅促良幣”的反向效應，也許未來的諾貝爾獎離我們並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