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

　　今年的諾貝爾季10月3日以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宣布拉開帷幕，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名譽教授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因“發現了細胞自噬機制”而獨享這一殊榮，成為進入新世紀17年以來榮獲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第17人。日本在21世紀初出現的諾獎井噴引起了國內學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希望能從日本的成功經驗中汲取營養。

　　《知識分子》公眾號發布了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周程和研究生秦皖梅共同撰寫的“17年17人諾獎：日本科學為何‘井噴’?”一文。文章指出，2000年以後的日本諾獎獲得者的獲獎成果大多是在獲獎前二三十年取得的，因此要研究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需要回頭去看上世紀60-80年代日本社會出現了怎樣的變化。

　　宏觀而言，首先是戰後經濟的飛速發展，196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著名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推動經濟以近於10%的年平均增長率持續高速增長;其次是科研經費投入持續增長，同樣是在1960年代，日本制定了“振興科學技術的綜合基本政策”，提出要力爭將國民收入的2%用於科研，這一目標在進入1970年代後不久即告達成，彼時已經達到我國今天的研發投入水平，此後即使在泡沫經濟崩潰之後面對著嚴峻的經濟形勢，日本政府也依然不吝嗇於科研投入;再次是1947年開始到1970年代初結束的第二次教育改革卓有成效，日本大學教育在經濟高速成長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學科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理工科學術比例上升，教育經費也大幅增產。這些因素為日本的諾獎得主們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教育和研究環境。

　　中觀來看，日本的諾獎得主大多在國立綜合性大學接受了教育，因此作者以名古屋大學為例進行了考察。作者指出，作為一所研究型大學，名古屋大學教師中“科研至上”的觀念根深蒂固，而作為日本最年輕的帝國大學，與東京大學等老牌帝國大學相比學術風氣更為開明、自由與民主，並且能夠不拘一格第選拔人才。此外，坐落在工業都市圈中的名古屋大學與產業界的合作長久而緊密，校內有著濃厚的額產學合作研究氛圍，大幅提升了大學和企業開展原始性科技創新的能力。

　　微觀方面，文章分析了日本的科學工作者身上的一些共性。首先，日本科學工作者中密集的師承關系十分突出，諾獎獲得者中有不少“名師出高徒”的例子。其次，日本的科學工作者們比美國的科學工作者更擅長合作。並且，由於日本工匠精神的浸染和工業技術基礎的影響，因此日本科學工作者往往用於改造實驗裝置從而做出全新的科學發現。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曉東也在《知識分子》撰文討論“我們離諾貝爾獎還有多遠”。王曉東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位中國大陸畢業在美國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的科學家，已連續三年在諾獎頒獎時撰寫評論。他在文章開頭指出諾貝爾科學獎是三項，每項獲獎者不超過三人，並介紹其博後導師戈德斯坦在諾獎宣布三周前講述科學大獎為何多授予三人的文章，並結合中華文化中“三”的意義，指出三這個數字足夠小而凸顯，而又足夠大而普適。

　　王曉東認為，建設能產生諾獎工作的生態環境也有“三”個要素：創造性、真實性，和影響力。

　　創造性包括新穎性和難度兩方面。在他看來，創造性的工作來源也是三個：傻，碰，熬。因此，從機制上應該把科研資源給多一點人而不是集中在幾個大佬，同時要給科學家自由。真實性是說科學的發現必須是真實的，可以被其他科學家重複，驗證，和理解的，因此健康的科學文化環境應該是容忍批評的文化。影響力包括對同行和大眾的影響，技術突破能夠推動業界同行的工作因此易被認可，而造福大眾是更高的指標，需要多學科的投入，獲獎者背後的無名英雄們也同樣值得尊重。

　　最後王曉東這樣回答中國離日本式的獲諾獎還有多遠的問題：“中國的科學目前還比較二，離三不能算遠了。”

        贾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