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胡佛重新解讀蔣介石
蔣介石日記探秘
由宋曹琍璇、郭岱君主編，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走近蔣介石--蔣介石日記探秘》，系中外知名學者親口講述，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讀蔣介石日記的經歷、心得，既是治學側記，亦是研究觀點的薈萃;既有趣味，又有知識;既可探秘歷史真相，亦可作為蔣介石研究的補充。文中且披露不少蔣日記的內容，是「蔣學」不可多得的口述歷史……
看到中國成長的真貌
宋曹琍璇，宋美齡幼弟宋子安次子宋仲虎夫人，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受家族委託，主要負責分類、檢閱家族前輩宋子文、蔣介石、孔祥熙等人的私人檔案，被外界稱為蔣宋孔三家檔案的「把關者」。郭岱君，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中國與亞太研究學會會長、浙江大學、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客座教授。
胡佛研究館展出的蔣介石日記原件
在書中，宋曹琍璇道出成書緣由：蔣介石日記在此時存放在胡佛，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兼具。如果早10到20年，中國不會有如此多學者可以有能力來美探秘，晚10到20年，台灣如果政局穩定，蔣方女士未必選擇胡佛，也許就在台灣開放;相信其保存技術與開放程度必不如胡佛的專業與開明。大家能否看到如此完整的全貌，誰也不得而知。如能將國際學者在胡佛研習蔣公日記的觀點及感受集成一書，讓天下人更清晰地看到中國成長的真貌，也值得安慰。
書中，共30位中外學者講述他們在胡佛研究所研讀《蔣介石日記》的心得與交誼，本報從中精選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齊錫生：原貌呈現絕無愧色
著名歷史學家、前美國北卡羅萊那大學歷史系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創院院長齊錫生在書中寫出在胡佛檔案館查閱資料的前前后后。
齊錫生表示，胡佛檔案館對其而言，不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他開始聽說有一個所謂蔣介石「日記」存在，但對於「日記」究竟是什麼形式、涵蓋多長時間一無所知。而他得益最多的是台北「國史館」的源文件。但有些檔案被選出來之后又編輯成書，讓他陷入兩難之境，「一方面，看印刷成書的檔案汇編方便省事，但是另外一方面，編者有沒有『做手腳』、刪改、隱瞞，甚至捏造，至少是遺漏，這些可能性都讓人不安。胡佛檔案館就在這種情况下成為我脫離困境的出路。」
齊錫生說宋子文檔案給他帶來一個小麻煩。「當我向胡佛閱覽室負責人請教這個檔案是否完整時，在偶然中得知，原來宋家還有5箱數據沒有移交給胡佛，因為內容牽涉到家族成員(似乎特別是宋美齡)。她并且善意地建議，我可以寫一封請求書給宋家，她願意代為轉交，目的是要求特別允許閱讀這5箱數據。考慮再三之后，我決定婉謝她的好意。」
齊錫生說他身為局外人，既不方便也沒有興趣去打聽當時日記運送到胡佛手中的曲折經過。但作為一位該項數據的用戶，他非常佩服兩類相關人士。「第一是蔣介石和宋子文家庭的后人，一定克服了外人難以想象的困難，拒絕了金錢的引誘、親朋好友的善意勸阻，甚或是權力的壓制，毅然決定把日記開放。第二是他們授權委託的審查人員的大膽和遠見，使日記以少得出乎我想象的微量刪定，以原貌呈現在讀者眼前。這種忠於歷史的氣度，實在值得赞揚。和我多年來查閱過的美國原始史料相比，絕無愧色。」
楊天石：讀蔣介石日記的因緣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大陸研究蔣介石第一人楊天石在書中詳細講述了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的因緣。
1981年，他完成了《中華民國史》第一編的寫作任務后，轉而投入《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五卷的寫作。大概是1982年，其所在的民國史研究室的宗志文和侯均初兩位女士到江浙一帶收集資料，歸來后帶給他一份文件的复印件，那是寧波市有關單位對毛思誠家藏蔣介石文獻的查抄清單。
1984年5月，他到南京參加中華民國史討論會，會議期間，到第二歷史檔案館看資料。不知道什麼原因，管理人員調出了一份題為《黨政》的檔案給他，系日記體，逐日記事，好像是蔣介石的日記。他立刻想起了侯均初交給自己的那份查抄清單，當時就帶在身邊，拿出核對，果然是毛家舊物，大喜過望。立即根據清單上的號碼繼續調閱，發現這套日記共9種，總名為《蔣介石日記類鈔》，全部由毛思誠從蔣介石日記原稿中摘出。
2006年3月，日記開放，他和同所的張海鵬教授被邀。開放前一日，他和張教授商定，早點去。「次日一早，我們就成了日記開放后的最早兩位讀者。這一次，我在胡佛檔案館待了兩個月。」此后，2007年、2008年、2010年，他又到胡佛檔案館去了3次，總算將蔣介石現存的53年日記(1918-1972)全部讀完，根據個人需要做了摘抄，堆在案頭有一尺多高了。在此期間，先后出版《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部三冊。
張力：讀了日記之后
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力在書中談到自己讀到蔣公日記后的真實感受。
「20歲以前，蔣介石和我之間的距離似乎非常接近，但實際上極其遙遠。來到胡佛檔案館閱讀蔣介石的日記，終於讓我有了一種真正接近蔣介石的感覺。」張力說他是在2009年獲得胡佛檔案館的邀請，當時胡佛檔案館已經開放了所有蔣介石的日記，他停留時間不長，且在檔案館中還要查閱其他人物的檔案，因此日記內容的選取，只集中在1942年的浙贛會戰、1946年的巴黎和平會議與20世紀40年代有關海軍、中美合作所等的記載。
「眾所皆知，蔣介石日記的內容只能抄錄，不能复印或拍照。這項規定對早已習慣在圖書館、檔案館抄寫資料的人來說，并不構成困擾，摘錄資料原本可以加深印象，同時思考。
讀了日記之后，確實會有不同層面的收獲，包括自己研究的突破、和其他學者解讀的商榷，與應用史學方法判別記載內容真確與否。對個人而言，更是對過去既親近又遙遠的蔣介石，有了一番新的認識與理解，這樣的認識與理解，恐怕還要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持續好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