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晶报社论

　　去掉行政化和事业编制的束缚，医生的流动性增强，行政权力对于市场的干预减弱，包括药品定价和销售等等就可以由市场规律来调节。

　　众多医院医生收取药品回扣事件仍在发酵。根据央视记者调查，医生收回扣的情况十分普遍，部分医生回扣竟占到药价的30%—40%，这样的事实让饱受看病难、看病贵之苦的人们愤懑不已。

　　医生收取药品回扣的现象早已有之，但这么多年来的医改，包括取消药品加成、诊疗费的提高等等，都让公众满怀期待，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恶疾竟依然严重，这样的出人意料和大失所望，让人们的不满情绪陡升。

　　医生收受药品回扣为何屡禁不绝，这实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太少么?事实上，目前公共财政投入加上公众缴纳的医疗保险费，一年加起来逾两万亿元，这样的数字可以用“惊人”来形容。是医生收入太低么?据专家分析，日本2014年人均GDP3.62万美元，医生平均年收入在1000—1100万日元之间，折合人民币是59—65万元，大约是日本人均GDP的3.8倍左右，北京三级医院医生的合法收入平均在30万以上，高年资医生在60万元以上，已经是人均GDP的3—6倍以上了。那么，是因为医生的道德问题么?当然不能排除这部分原因，但其背后，还是与体制机制紧密相联。

　　中国医疗机构有一点很特别，就是有行政级别和事业编制，按照网友的话来说，部分医生是头顶乌纱、吃着皇粮看病。公立医院的“市场化”运行，方方面面都受到行政性协调机制的制约，因此呈现“伪市场化”的特征。一些救死扶伤的医者，居然同科级、处级、局级等等联系在一起，在行政化入侵之下，公益与市场不分，监管与行政管理不分，也因为行政化色彩浓厚，公立医院的改革步履维艰，系统性的、实质性的、有影响的制度变革很难展开，包括医生收取回扣等现象屡禁不绝可想而知。也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早已明确提出，要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在此方面，深圳已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早在2014年，深圳就开始试点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按照“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原则，在公立医院逐步推行员额管理制度，打破编制内和编制外身份限制，实行全员合同制管理，由医院自主设定岗位，并按岗位确定薪酬。诸如此类的做法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医生收取回扣等现象，但却是朝着“治本”的方向努力。

　　去掉行政化和事业编制的束缚，医生的流动性增强，行政权力对于市场的干预减弱，包括药品定价和销售等等就可以由市场规律来调节。反过来，如果依然沿袭之前的体制机制，无论监管多严，医生收取药品回扣这种与人性相关的现象就很难遏制。现在的情况往往是媒体曝光了一两起丑闻，公众热议一番，过不了几天又一切如常，但愿这次能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