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最高貿易顧問批評德國利用“嚴重低估”的歐元獲得巨額貿易順差，由此關于德國操縱歐元匯率的爭論開始激烈起來。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沃爾夫岡·明肖撰文稱，德國雖未操縱歐元名義匯率，卻在操縱實際匯率。而政治上的限制使德國難以降低龐大而持久的貿易順差。

　　全文如下：

　　德國是匯率操縱國么？

　　德國是匯率操縱國么？答案要看對匯率操縱國的定義。不過，對于某一刻注定會有人抱怨德國龐大而持久的貿易順差，我們不應假裝吃驚或憤憤不平。去年，德國經常項目盈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達到9%，其絕對數額為全球之首。

　　為什么德國會有如此巨大的順差？比較膚淺的答案是德國不再擁有自己的貨幣，因此就不能調整名義匯率。這一答案否認了背后的內在原因。在歐元區危機期間，德國堅持歐元區整體推行財政緊縮。此外，德國還在憲法中規定了平衡預算。這使德國公共部門不能出現赤字，因此無法抵消私營部門產生的盈余。德國結構性盈余的根源，在于兩方面原因的結合：一方面是嚴格的財政規定；另一方面在于，為應對歐元區無能的危機管理所產生的影響而推出的必要舉措，壓低了歐元匯率。

　　當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國家貿易委員會(National Trade Council)的主席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表示“隱性德國馬克……被大大低估”時，他說得是有道理的。而當他表示“德國與歐盟(EU)其他國家及美國的貿易中的結構性不平衡，凸顯出歐盟內部的經濟不均”時，他也說對了。

　　自2013年初以來，美元兌一籃子貨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已下跌24%。這主要是日元和歐元的大幅度變動導致的。這一點能證明德國和日本是匯率操縱國么？按照美國的嚴格定義，正確的答案是：很接近，但不完全是。由奧巴馬政府制定的把一個國家歸為匯率操縱國的評價標準是：該國是美國的大型貿易伙伴，年貿易額超過550億美元；該國擁有對美國的巨大貿易順差，超過每年200億美元；該國擁有巨大的全球經常項目盈余，與GDP之比超過3%；以及該國在外匯市場上持續而單方向地干預匯率。

　　德國很容易滿足前三條標準，卻不滿足第四條。由于德國沒有自己的貨幣，人們可能會辯稱，德國不適用第四條標準。不過，德國盡管未通過市場干預操縱歐元名義匯率，卻在操縱歐元實際匯率。為此，可以將歐元兌美元的實際匯率想象成歐洲制造的空客A380(Airbus 380)和波音747(Boeing 747)之間的成本關系。德國壓低了工人的實際工資，并在歐元區鼓勵一系列導致歐元疲軟的政策。換句話說，德國操縱部分經濟變量，從而令A380變得比波音747便宜。

　　因此，要想把德國按照美國的標準視為匯率操縱國，只需要把強調的重點從名義匯率轉向實際匯率。德國官員和經濟學家對這種批評總是不屑一顧。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每年都向德國發出類似警告。而德國每年都會無視這些警告。德國的說法是，經常項目盈余是經濟實力的表現，或其他國家經濟疲軟的表現，而且，考慮到強制性財政規定，德國政府沒有壓低盈余的政策工具。

　　部分德國經濟學家——比如柏林德國經濟研究所(DIW Berlin)的馬塞爾?弗拉茨舍(Marcel Fratzscher)、以及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赫羅敏?策特爾邁爾(Jeromin Zettelmeyer)——一直在強調德國應該開展更多投資。這么做會降低經常項目盈余。這話當然沒錯，不過它忽視了政治上受到的限制。

　　考慮到執政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s)對財政盈余必要性的教條主義立場，要想降低經常項目盈余，不僅要讓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輸掉9月份的德國選舉，而且她所在的政黨甚至都不能成為下一屆政府的一部分。

　　換句話說，問題的解決要么需要一個極左政府，一個由社民黨(SPD)、綠黨(Greens)和左翼黨(Left Party)組成的聯合政府，要么需要一個反歐元政黨德國新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占絕對多數的政府。運氣好的話，或許可以實現。（而且別忘了社民黨支持憲法中的財政規定。）而在當前政治氛圍下呼吁擴大投資，恐怕就像要求牙仙把多余硬幣從德國拿走、重新分配給需要它們的歐元區其他地區人們一樣不現實。

　　而在現實的世界里，經常項目盈余將持續存在，美國的批評聲將會更大。與歐盟委員會不同的是，美國有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