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行的「一帶一路系列-古絲路文化研討會」上，香港絲路文化協會聯席主席余浩然對底下坐得滿滿當當的聽眾問道：日本的絲路文化熱潮對中國人社會有著怎樣的啟發呢?全場肅靜。

2010年，絲綢之路及東亞佛教美術展海報

　　那天，原定講30分鐘卻不知不覺講了45分鐘的余浩然沒有提供答案。事后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余浩然笑言或許需要「下半場」來專門論述這一話題。不過，對這位近年癡迷絲路文化的研究者來說，近百年來，尤其是近30年來，隨著日本絲路題材展覽的不斷細化、深入，并且通過對不同民族、地域、宗派間的對比展覽，帶出兩千年來絲路上不同文化的相互影響，足證「絲路上并存多個國家、多個民族、多個文明圈」。他認為，外來文化對本土的影響值得進一步研究，從而可以讓人更好地「體認出中國文化中延綿幾千年不斷擴大、修正、生生不息的內核因素」，而這對現今「一帶一路」國策中，「我們如何以軟性方案(軟實力)為沿途的經濟建設護航可以帶來諸多啟示。」香港商報記者 金敏華

2015年9月，参加中巴經濟與文化走廊項目的巴基斯坦國會參議員、巴中學會主席穆沙希德侯賽因·賽義德（左一），罕萨王后（左二），清华教授、丝路研究者李希光（右二）及余浩然（右一）在罕萨王城堡。

2015年9月，香港絲路協會聯席主席李宗鴻（前排右二）、梁曉新（前排右一）、余浩然（前排右三）應邀參加由清華大學巴基斯坦文化傳播研究中心倡議，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支持的中巴經濟與文化走廊項目考察團。全程由新疆古城喀什出發，經陸路前往罕薩、吉爾吉特、伊斯蘭堡、白沙瓦、塔克西拉，穿越2000多公里，探訪了眾多沿途古犍陀羅佛教藝術遺址與博物館，採集了許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古絲路文明

　　日本人對絲路有多心嚮往之?余浩然用了一組數字來說明：從戰前的1920到2010年的90年間，日本舉辦絲路題材的展覽共計530個。其中1920-1945年間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即所謂的「戰前及戰爭時期」僅舉辦絲路題材展12個，整個50年代上升到40個，60年代基本持平為44個。到了經濟起飛的70年代，這一數字陡增到86個。而從80年代開始的30年間，每10年日本舉辦絲路題材展覽數分別為100個、121個、127個!

　　余浩然用「可怕」來形容這股熱潮，「這意味著每個月日本就會至少舉辦一個關於絲路題材的展覽。」縱觀90年間日本的絲路題材展，余浩然介紹說，總體來看，戰前相關展覽以探險隊收穫為主，50-60年代則是這股絲路文化展覽熱拉開序幕之時，70-80年代出現了絲路專題美術館，90年代之后日本絲路題材展的題材不斷細化。他舉例道，去年4月-6月在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行的《黃金阿富汗：守護絲綢之路古代藝術秘寶大展》(Hidden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 Kabul)以及2015年3月-5月同樣在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的《佛教美術源流：印度博物館館藏展》完全可以代表日本絲路題材展的視野和深度。

　　自古以來有「文明十字路口」之稱的阿富汗是絲路上的重要據點，在此融合了各式各樣不同的文明，并發展成獨自文化。「黃金阿富汗」特展集合了231件阿富汗國立博物館珍藏的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2世紀間古代工藝品。1924年正式開放的阿富汗國立博物館主要收藏阿富汗各地出土的史前遺物和受希臘文明影響的貴霜王國時代的佛像、印度教神像、伊斯蘭時代文物等。而「佛教美術源流」展則展出印度博物館藏有的婆爾訶特(Bharhut)早期佛教文物、古代加爾各答及馬圖拉(Mathura)佛教藝術品等，回顧印度佛教美術長達1000多年的繁榮史。再如2011年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的「手冢治蟲的佛陀展」，將在日本有「漫畫之神」之稱的漫畫家手冢治蟲的《佛陀》原畫手稿與千年佛像共同展出，兩者被間隔地并排放置展出。表情誇張的釋迦漫畫圖邊，安然坐著一尊經歷了滄海桑田的寧靜佛像。

　　參觀者猶如在時空中穿梭，在這奇异的布展中，似乎隱約聽到跨越千年的對話。余浩然認為此展尤其具有代表性，「你可以看到古絲路承載的精神文明，是怎樣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扎根下來的。」從手冢治蟲到籐子F不二雄，余浩然甚至認為，哆啦A夢中的不少篇章也滲透著不少源自佛教的手法和影響。

　　追根溯源一條精神文明之路

　　「過去30年，日本社會一直處於積極推廣古絲路藝術文化的熱潮之中，不斷地有大規模、大制作的相關展覽及紀錄片推陳出新，公眾有機會充分了解絲路歷史，探究這一現象背后的原因，有助於更好地理解今天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意義。」

　　經過多年的實地考察、文獻研究和反覆思考，余浩然逐漸體認到，絲綢之路不單只是物質貿易通道，近代以來的學術研究賦予了它新的、更廣闊、更深層次的內涵。他提出，如果說，西向的「絲綢之路」是一條物質文明之路，那麼東向的「絲綢之路」則是一條「精神文明之路」。

　　「帶有波斯風格的樂器、古代龜茲王國的舞蹈，和從中土帶來的佛教經卷，由僧侶在7至8世紀從大唐帝國帶到東瀛。」當中國在向西方輸出茶葉、絲綢、瓷器等物質文明時，佛教文化與各種藝術形態，卻源源不斷地流向東方，從長安延伸至古都奈良。余浩然舉了一個例子：公元875年，平安時期的日本皇家圖書館「冷然院」大火，化為灰燼之后，當時有人將幸存的中國典籍做了統計，編撰了《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共輯入1579部17345卷，相當於《隋書》(36708卷)的一半、《舊唐書》(51852卷)的三分之一。他以此證明東向運往日本的，確似「是一種借著書籍經典、知識來傳播文明之路」，畢竟「四書五經為明治維新(1868)之前所有日本人的啟蒙書籍」。

　　回到梳理古絲路文化藝術在日本繁盛30多年這一現象的意義，余浩然認為，漢唐時期的中國無論在社會生活、文化、宗教上均持開放、包容、共生的胸懷，而這正是中國文化延綿幾千年生生不息的內核。日本是對絲綢之路研究最癡迷的國家之一，他們對文明本源的不斷追溯和探究，值得我們思考。在「絲綢之路」脈絡里包括了眾多的國家與地區，西接希臘、意大利，從地中海到土耳其、中亞的伊朗、伊拉克都是這條脈絡的主要通道，再從阿富汗入中國的西域到龜茲，中原的絲綢與中原的文化沿古老的洛陽、長安通過河西走廊到庫車。

　　同時印度的佛教以及健陀羅文化也大量地進入了這個地區，從而形成了多地區多民族的文化交融。以前，中國的學者把研究「絲綢之路」的重點大都放在中國的西域以及河西走廊到長安的範圍內。隨著日本學者的加入，他們所陳述的論點「絲綢之路」的終著地不應該只停留在中原大陸，而是繼續東進飄洋過海到了日本，這樣，一條完整的「大絲綢之路」的框架就展現出來了。日本對「絲綢之路」的關注由學界擴展至全社會的過程中，通過諸如紀錄片、漫畫等通俗文化的手段作為現代傳播工具，去弘揚古代值得傳承下來的精神文明價值觀的做法，「凡此種種，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從學界到全社會的「絲綢之路」熱

　　余浩然提及的另一個絲路題材特展，則恰好跟日本百年絲路藝術文化推廣潮密不可分的大谷光瑞(OTANI KOZUI)有關，這便是2014年在京都龍谷大學龍谷博物館舉行的《二樂莊與大谷探險隊》特別展，展示日本最早的學術探險隊「大谷探險隊」從1902年開始，14年間3次探訪佛教東傳路徑而攫取的珍貴文物。

　　占地逾四千平方米的龍谷博物館是日本大學設立的、規模最大的博物館，館內除了展出龍谷大學珍藏的國寶「類聚古集」和重要文化財富之外，還在二樓展出絲綢之路吐魯番繁榮一時的要塞、被譽為回鶻佛教文化藝術寶庫柏茲克里克石窟寺院四號窟的佛教壁畫原比例复制畫;三樓則舉行多項展覽會，展示明治、大正時期大谷探險隊在絲綢之路蒐集的文物、國寶及重要文物等近二百萬件典藏品。「大谷探險隊的考古收獲目前被收藏在3個地方：中國旅順博物館、京都西本願寺所屬的龍谷大學博物館，而國寶中的國寶則收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余浩然介紹說。

　　龍谷大學前身是京都西本願寺於一六三九年建立的學堂，設有佛教文學研究所及佛教文化研究所，其所屬西域文化研究會、佛典翻譯研究會、大藏經學術用語研究會，出版《佛教大詞汇》等重要書籍，已成為世界佛教學術重鎮。

　　「19世紀初的歐洲人對絲路幾乎一無所知，一直到19世紀后期的1877年，來華考察的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概念，迅速為國際學界所接受，并引起高度關注。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發現新疆的樓蘭遺址，那時，英國人斯坦因還在籌備他首次中亞之行。日本方面亦相繼派出大谷探險隊等深入中亞及中國西北腹地，展開相關考察。」

　　余浩然認為，1890年代末的日本，明治維新已經基本完成，剛剛贏得甲午戰爭又令其自信心爆棚，赴西洋求學的不僅有政府還有宗教派系。「作為日本最大的净土宗大本營的東、西本願寺，最早派遣留洋僧。1899年，大谷光瑞先是游歷了中國、歐洲、印度等地，因為旅游經驗豐富，被推選為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這樣，他就與鼎鼎大名的斯坦因的朋友圈有了交集。」

　　與斯坦因、伯希和、斯文狺赫定及勒柯克等經常就新疆文物、考察等問題切磋體會、交流信息的大谷光瑞，在1902年夏，居然上了《泰晤士報》。「……這支考察隊的目的是在中亞、印度和中國尋找佛教的遺物，盡可能遠地探尋佛教從其發源地向東傳播到日本的線路。……大谷光瑞伯爵的父親是西本願寺的法主……是佛教真宗最富有的創始人……」根據余浩然的研究，擁有1000萬佛教信徒施舍的財物，經濟實力雄厚的西本願寺第二代法主大谷光瑞卻因為財務困難，錯過了「二十世紀三大發現」之一的莫高窟，最終成為其本人乃至整個日本的「千古遺憾」。

　　大谷光瑞之外，余浩然特別提及作家井上靖和畫家平山郁夫。在他看來，1958年，井上靖發表了獲「每日藝術獎」的小說《敦煌》與《樓蘭》，一時洛陽紙貴，為絲路文化在日本的風行打下了很好的「群眾基礎」;而1980年代開播的、由NHK和中國CCTV合作制作的《絲綢之路》一炮打響更是為日本的絲路文化熱推波助瀾。「NHK又在2005年至2007年相繼拍攝了《新絲綢之路》系列。」與該系列專題片的制作、公映相同步，日本放送協會還與一些文化機構合作，組織了一系列以「絲綢之路」為主題的展示會、音樂會、研討會等。

　　至於平山郁夫，在他的回憶錄里曾經提過，他到絲路各地進行過140多次旅行和探訪，為的是尋找日本文化的源頭。「他把畢生關於絲路藝術的收藏品，建立了一個『平山郁夫絲綢之路美術館』，設在山梨縣北杜市。」余浩然和他香港絲路文化協會的夥伴們曾專程前往這座雖設於很不起眼地方，卻可瞭望八岳山和富士山、周圍綠樹密布的美術館，如入寶山。2004年開館的平山郁夫絲綢之路美術館所收藏的絲綢之路文物，有西起羅馬東至日本，橫跨歐洲、西亞、中亞和東亞的37個國家和地區的,從古代到現代的繪畫、雕刻、工藝品等9000多件，是平山夫婦從昭和43年(1968年)開始、花了40年時間收集的。在致力於這些珍貴文物展出和保管的同時，美術館還舉辦講座、研討會，以求讓更多的人了解絲綢之路的美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