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夏如

　　從中國台灣到美國哈佛，從華爾街到大學校園，資深投資人、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林夏如(Syaru Shirley Lin)往往一開口，就用飛快的語速和自信的笑容，顯示出她在商界的打拼和在學界的積澱。

　　林夏如在中國最知名的經曆，大概是她最早投資了馬雲的阿裏巴巴。1999年阿裏巴巴初創後不久，她作為高盛集團私募部門亞洲區主管，領導了對其的投資。她曾擔任高盛集團合夥人，現在還擔任高盛集團亞洲銀行等多個企業、基金的獨立董事和高級顧問。

　　但對宏觀經濟興趣濃厚的她不滿足於商業上的成功，離開高盛後，她轉型進入學術界，現在弗吉尼亞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執教，綜合自己的商業經驗和理論訓練，重新審視無數企業和個人正在面臨的全球經濟形勢變化。

　　近日，林夏如在上海接受澎湃新聞專訪，從特朗普的“高盛系”幕僚，談到發達國家和地區面臨的高收入陷阱。她還對80後、90後等“千禧一代”提出建議：面對不平等現象加劇、不確定性增加的全球“新常態”，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鍛煉一技之長，盡自己所能在某個方面為社會做出貢獻。

　　特朗普“高盛系”幕僚應注意社會效果

　　澎湃新聞：特朗普啟用了不少“高盛系”幕僚，尤其是高盛前總裁加裏·科恩擔任了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另外，特朗普也集結企業家組成了顧問團隊。作為資深的前“高盛人”，你如何評價這一現象?

　　林夏如：特朗普任命了多名來自高盛的高管，這很有趣。我認識其中一些人，很尊敬加裏·科恩先生，我認為他們是聰明人。

　　然而，盡管特朗普啟用了非常聰明、勤奮、具有常識的幕僚，但他們都比較缺乏公共服務經驗。管理高盛是一回事，為美國人民的利益管理美國經濟是另一回事。特朗普和這些高管有許多共同語言，但他們的討論是否能變為有效的政策，取決於他們是否會就自己不了解的議題去咨詢各方專家的意見。

　　即使對他們已經了解的議題，他們也應考慮政策的社會後果。在高盛，他們通常不需要多考慮什么社會效果。我在高盛工作時主要從事投資，需要考慮我的投資是否適用於當地社區、城市和國家，是否合法，是否能融入當地環境。但高盛其他方面的工作通常不需要這樣的考慮，所以我現在還無法預測這些幕僚會帶來怎樣的影響，但我們確實需要更多公共政策領域的專家。

　　澎湃新聞：特朗普的保護主義言論似乎挑戰了全球資本的利益，但特朗普當選後美國股市卻大漲。如何理解這種現象?

　　林夏如：人們對特朗普放寬金融監管的保證充滿期待。我擔任了包括高盛集團亞洲銀行在內的多個企業董事，所有金融機構在過去都面臨管制收緊的問題。而特朗普當選後，金融股一路上漲，這說明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美國經濟是比較強勁的，同時人們對特朗普政府改革稅法、放寬金融及其他產業的監管都抱有期待。此外，特朗普還准備在基礎設施等各種項目上加大投資，這雖然稱不上是革命性的改變，但對於經濟滯脹和失業這些老問題，這仍然是比較新的解決方案。

　　但我擔心的是，如果特朗普最後沒能滿足人們這么高的期待，會發生什么呢?

　　“高收入陷阱”下的年輕人怎么想

　　澎湃新聞：離開高盛後，你現在執教於弗吉尼亞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你覺得應該如何培養對公共政策感興趣的學生，去應對全球政治經濟的變局?

　　林夏如：我認為應該教學生跨學科思維。當今世界的社會分工高度細化，我在華爾街工作了15年，在高盛工作10年，主要從事互聯網投資，當時對這項工作十分專注。但我還想了解許許多多其他事情，所以決定外出探索一番。而當我進入學術界，我又發現許多學者不太了解外面的世界。如今，我教的學生大都20歲左右，還在探索他們未來的道路。如果他們在大學階段只學會計，未來就會成為會計，但他們怎么知道自己一定會從中得到成就感、可以對社會做出貢獻呢?

　　我認為，要解決宏觀的國際問題，學生需要了解各種領域。比如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想要充分理解這個現象，需要同時懂得經濟、政治和民族身份。

　　同樣，當我們談到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時，也往往會陷入學科偏見。經濟學家認為中美經濟高度互相依賴，絕不可能爆發沖突，但又有安全專家認為中美之間存在許多沖突的征兆，因此許多人對中美關系的判斷總是趨向兩個極端。但事實上我們應該把經濟和政治聯系起來，分析一下緊密的經濟關系到底對政治有什么影響。世界上不只有兩種可能性，比如在合作與沖突之間不斷搖擺，更有可能成為中美關系的常態。

　　澎湃新聞：你正在研究高收入陷阱和反全球化浪潮，特朗普宣稱“美國第一”，折射出美國國內怎樣的現象?

　　林夏如：有人覺得強調本國利益是一種“政治不正確”、認為我們應該考慮整個世界，但大多數人一早起床都不會思考世界和平，而是會思考他們自己的生計、工作和前途。實際上，很多其他國家都在強調本國利益，比如印度總理莫迪推出“印度制造”計劃等等。有半數的美國選民選了特朗普，盡管另一半選民不認同他們的選擇，但確實有許多美國人對近年來的經濟發展非常不滿，希望看到變革。

　　我現在寫的書就是關於高收入陷阱：在發達國家，經濟不平等越發嚴重，年輕人發現他們不再像父母當時那樣擁有許多機會，所以他們不僅呼籲保護主義，還呼籲重商主義，保護國內市場並加大對外出口，因為在本國已經沒有多少發展空間。這種現象在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都有發生，它們通常制定了國際投資的規則，而現在卻有可能給國際社會帶來傷害。

　　發達國家的年輕人覺得越來越不公平

　　澎湃新聞：在你的研究中，發達國家的高收入陷阱對年輕人有什么影響?

　　林夏如：我發現，在面臨高收入陷阱的發達國家，年輕人非常重視公平，但卻感到全世界在變得越來越不公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富人的孩子進了好學校，但其他人家的孩子卻像是輸在了起跑線上，得到的教育機會完全不同。年紀大的人通常能接受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因為他們可能覺得世界整體上是在變好，但年輕人剛踏入社會，他們不願接受任何不平等現象。

　　韓國前總統樸槿惠被彈劾案就是很好的例子。當然，樸槿惠被彈劾一部分是因為人們對腐敗、勾結以及精英階層的不滿。但其實聽聽年輕人的說法就會發現，他們反對的是不平等的加劇，因為樸槿惠的“閨蜜”崔順實的女兒獲得優待、進了著名的梨花女子大學。

　　澎湃新聞：許多千禧一代的年輕人都面臨這樣的困境：他們兒時經曆了上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高速發展，但踏上社會時卻發現許多國家開始豎起保護主義的壁壘。你對他們有什么建議?

　　林夏如：很多人怪這個世界不完美，以此為借口不努力、不去尋找人生方向。在法國，有許多年輕人已經不再相信自己可以達到父母一輩的生活水平。這種沮喪感可以理解，但無論世界局勢如何，你都得擁有一技之長、成為能在某個領域做出貢獻的人。

　　我的建議是，首先了解你自己，然後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好好幹——你可以成為記者、音樂家，或者是家庭主婦，因為成為一個好母親也很不錯，但你得確認這就是你想做的事，並且你能把它做好。如果你抱怨國際形勢，但你在大學畢業10年後還沒有獲得技能專長，也沒能做好自己的工作，那怎么能把這個世界變得更好呢?

　　還有一個問題(是從眾心理)，比如現在人人都想搞網絡創業，但這真的是你想做的嗎?我投資過的那些互聯網CEO有一個共同點，他們每天一起床，互聯網創業就是他們唯一想做的事。那些想效仿他們的年輕人應該思考一下，你也是這樣的嗎?還是說你更喜歡寫作、觀察?或者更願意成為咨詢師，告訴別人應該怎么做而不是親自去做?

　　我認為，當今世界之所以變得兩極分化，是因為人們似乎無法再接納和他們不同的人了，所以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體制發生了碰撞。但實際上，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角色，正像每個國家都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