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加缪诞辰106周年纪念日。他是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最闪耀的名字之一。加缪始终拒绝虚无主义，始终坚持对人的信念、对生活的热爱。他始终强调，荒谬不会导致虚无主义的人生，而是要在道德上作出努力。

　　1913年11月7日，加缪出生。今天是他诞辰106周年纪念日。

　　加缪，一个作家、一个思想者。“阿尔贝·加缪”，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最闪耀的名字之一。他曾在一张标明1951年3月至1953年12月的纸上，列出他心爱的词：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这概括了他一生为之奉献的全部事物。

　　加缪始终拒绝虚无主义，始终坚持对人的信念、对生活的热爱。他始终强调，荒谬不会导致虚无主义的人生，而是要在道德上作出努力。

　　今日文章的作者从“与生活的水乳交融”和“与世界的格格不入”两个侧面进入加缪。加缪在一生中始终坚持认为，人生是荒诞与幸福的合集，是阳光与阴影的交织，他试图以一种融洽的态度去贴合生命中的“正”，以一种不顺从的姿态去对抗生命中的“反”。

　　(巴黎索邦大学文学院)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局外人》、《鼠疫》等。

　　01与生活“水乳交融”

　　对于加缪而言，如果单用“格格不入”四字去形容他的人生，似乎并不十分契合。

　　从事业上看，作为一个从阿尔及尔郊区家徒四壁的贫民窟走出的孩子，加缪二十九岁便随着《局外人》的出版在法国文坛一举成名，更在四十四岁时收获象征世界文学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因为车祸荒诞地结束了他过于短暂的一生，但在他仅仅四十七年的人生中，已然为人类留下了一部又一部璀璨的经典，不仅有《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鼠疫》《反抗者》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著，还有一部如若完成必然堪比二十世纪《战争与和平》的遗稿《第一个人》。

　　在加缪生前，每一部新作的问世，每一出新戏的上演，无论艺术架构成功与否，无论内中思想有无受众，都会立刻激起法国评论界如潮的反馈，即便是他的众多论敌与对手也必须以严肃的态度面对。

　　从这个角度看，加缪无疑不属于兰波或者凡·高那种生前不名一文死后极尽哀荣的艺术家，早早便在文坛奠定其大家的地位，得到世俗意义上的认可。

　　在社交方面，无数旁人——包括他的高中老师让·格勒尼耶，他在新闻界的老上司帕斯卡·皮亚，他的同辈友人勒内·夏尔，他提携过的晚辈罗杰·格勒尼耶，他的友人与敌手让-保罗·萨特等等——的回忆与转述足以说明加缪在社交场上的风度，他善于与人打成一片，无论是在伽利马出版社编辑部楼道里与同事分享香烟时男人之间的隐秘友情，还是在存在主义者咖啡馆聚会时脏话连篇的粗野默契，又或者是公众场合的得体举止与出色口才，无不证明着他的个人魅力。

　　甚至根据一则在法国知识界长期流传但未经证实的谣言，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亦对加缪倾心并主动向他示爱，但加缪因其不够美艳而无情拒绝，以至于波伏娃在《名士风流》中对以加缪为原型的亨利恶意丑化大加报复。

　　在个人情感方面，虽然二十一岁时与西蒙娜·伊耶的第一段婚姻曾对他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西蒙娜因无法戒毒而与其私人医生私通最终导致离婚，但此后二十余年加缪在情场上始终春风得意，二十七岁时与弗朗西娜·福尔再婚直至过世，并且在此期间与多位女性长期维持着半公开的亲密关系，其中包括著名戏剧演员玛利亚·卡萨雷斯——二人十五年间八百余封情书于2017年由伽利马出版社出版，序言由加缪与弗朗西娜的女儿卡特琳·加缪撰写，很难想象他女儿真实的心情。

　　根据奥利维耶·托德在《加缪传》中事无巨细的记录，在1960年1月4日车祸之前，从1959年12月29日到31日，加缪分别给三位女性——密，卡特琳·塞莱斯和玛利亚·卡萨雷斯——写了三封大同小异的信，向她们诉说自己的爱意、思念并且期盼不久之后的重逢，甚至其中的不少字句也完全相同，每一封信单独看来都情真意切，合在一起却是不折不扣的浪荡风流。

　　不要忘记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对唐璜的偏爱，将其视作一位洞察荒诞的典范，认为他在每一次爱的过程中找到当下生活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加缪是否也可谓做到了知行合一，从而可以抗拒女权主义者的抨击?无论如何，这样的人生，无论将其定义为多情还是滥情，肯定不能用“格格不入”四字去形容，甚至可以说，加缪与其生活的关系，是融洽无间的。

　　《加缪手记》，(法) 阿尔贝·加缪 著，黄馨慧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9年8月版

　　02 与世界“格格不入”

　　不过反过来看，加缪在五十年代的法国知识界又确实格格不入。

　　作为一位追求人类权利与尊严的典型左派知识分子，加缪在《反抗者》中揭露了斯大林的历史错误，还把兰波与洛特雷阿蒙的颠覆与破坏视作幼稚，进而把超现实主义看成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智慧”。于是一本《反抗者》的推出，得罪了作为斯大林同路人的萨特及其《现代》杂志团体，得罪了左派中更为激进的安德烈·布勒东及其超现实主义团体，而加缪所呼唤的反抗精神当然更不可能得到政治光谱右侧保守主义的支持，结果自然遭到来自各方的攻讦与谩骂。

　　环顾四野，除了诗人勒内·夏尔一直坚定地站在他身边之外，他的其他友朋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敌人：他与萨特的彻底决裂便发生在此时。

　　如果说《反抗者》事件只是在思想层面令加缪孤立的话，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则真正把加缪推向绝境，近乎动摇其生存的根基。

　　作为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白人，加缪无法像法国本土的左派知识分子如萨特那样轻松地认定 “根本不存在好的或坏的垦荒者，存在的是殖民主义分子”，却又不能像阿拉伯民族革命者那样直接要求独立，把包括自己在内的白人们全都赶进地中海;他完全无法接受法国本土民众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更不能赞同阿尔及利亚两派人马的暴力行动，既反对阿尔及利亚白人军政府的血腥镇压，又抨击阿拉伯民族革命者的汽车炸弹和恐怖袭击，同时还谴责法国中央政府的不作为。

　　1955年，加缪在出版公司办公室的阳台上抽烟。

　　他的批评指向所有人，于是无人为他说话，甚至阿尔及利亚的白人也没有给予他支持。加缪在地中海两岸做了多次演讲，写下大量政论，还专门出版了一本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时事评论，试图在对历史追本溯源的同时找到未来的出路。

　　然而他没有找到任何出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白人还是阿拉伯人都无视他的声音。

　　在一封1956年2月26日的私人书信中，加缪写道：“此刻我几乎羞愤欲死。如果相信一个行为有可能成功，即使无比疯狂，我也会去尝试……但我们正在落下深渊，甚至已经坠入。法国舆论正越来越接受战争思想，我曾试图向那些友好或不那么恶意的阿拉伯人预示过渐变的思路，而我估计只得到了他们的怀疑。”

　　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加缪陷入了沉默，他不知道面对阿尔及利亚血腥的状况究竟应该说什么、做什么。这种沉默是痛苦的，我在一部法语论文中把加缪当时的状态称为“在故乡流亡”，没有什么比这更加惨烈。面对沉重的历史车轮，加缪只有孤身一人，就像他在《流亡与王国》的一篇故事结尾处对主人公的描述：“在这个他曾经如此热爱的广袤国度里，他孤身一人”。加缪也试图像西西弗斯那样去推动巨石，但却发现自己被无情地碾碎。这是加缪人生最后几年所经历的煎熬，亦可谓其一生中感到世界最浓重恶意的时刻，如果说他当时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那么亦恰如其分。

　　03 哪怕孤身一人也不轻信盲从

　　有心的读者可以看出，第一段中加缪与生活的水乳交融以及第二段中他与世界的格格不入，其实指向两个不同的层面。

　　前者涉及加缪总体的生活观与世界观，后者则是加缪在面对具体问题时绝不盲从的独立与抗争，结果遭到了他人的隔绝甚至摈弃。二者可以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得到统合。加缪二十四岁时在一篇散文中曾这样写道：

　　“从蠢动着人性之恶的潘多拉魔盒中，希腊人曾让希望在其他一切之后飞出，视其为所有事物中最可怕的一件。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动人的象征。因为‘希望’，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相反，等同于顺从。而生活，恰恰是不顺从。”

　　在公元前八世纪的《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曾详细地讲述过这段神话，亦是其最古老的版本：当普罗米修斯从诸神处盗取火焰交给人类之后，宙斯出于报复命令火神赫淮斯托斯用黏土制作了一位人类女性潘多拉，并由诸神赋予其各种禀赋和性格，包括美貌、欲望、谎言、狡黠等等。

　　然后，宙斯让奥林匹斯山上的每一位神明以礼物为名在送给潘多拉的一个陶罐中封存各类致死的灾祸，继而把她交给了普罗米修斯的弟弟作为妻子。潘多拉的古希腊语名“ Πανδώρα”便是“πᾶν”

　　(一切)与“δῶρον”(礼物)的结合，但这“礼物”一词无疑是一种反讽。

　　潘多拉的陶罐被打开之后，从中飞出了灾厄、疾病、苦难、衰老，直至其中最后一物“希望”在即将飞出之前被盖在了罐中。人类也从此告别了无忧的安乐乡，进入了有死的时代。

　　十六世纪以后“陶罐”渐渐演变成“盒子”，于是有了今天我们熟知的“潘多拉魔盒”。这则神话后世演变出许多不同的版本，唯有一个情节始终固定：希望并非最后飞出之物，而是唯一留在瓶中未能飞出之物。

　　所以，加缪说“希腊人曾让希望在其他一切之后飞出”(les Grecs firent sortir l’espoir après tous les autres)，意指希望亦飞了出去，这里面似乎有一些无意中的讹误，一个记忆的混淆。

　　但正是这一无意识的改写透露了他本人真实的想法：古希腊人未必认为“希望”是“所有事物中最可怕的一件”——至少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并未对“希望”的性质做出任何解释或定性——持这一看法的正是加缪本人。

　　加缪认为希望把之前的一切灾难合理化，这才是最可怕、最终极的灾难，他反对为了某种缥缈的希望而甘心与正身处其中的生活境遇妥协。加缪笔下的“希望”特指这样一种状态：人们觉得未来终究会自然变好，所以停止一切当下的行动，在停滞中默默等待那个美好希望的自发实现，并且忍受一切不堪忍受的现实，换句话说，人们为了一个对于未来的愿景而牺牲了当下的生活与行动。

　　对于眼前的灾难与荒诞，加缪抗拒任何这类希望，他的态度是“不顺从”，这便是他的本心。他日后的所有格格不入，都来自于这份“不顺从”。加缪写完这篇散文时的1937年，也正是他开始构思《局外人》的时间，所以在默尔索身上当然也能看见这份“不顺从”，体现在日常行为上，便是格格不入，而我们要真正领会的，其实是格格不入中的“不顺从”，以及对本心的秉持。

　　二战结束以后的1946年，加缪在伽利马出版社主编的第一套丛书同样被他命名为“希望”，其中的第一本便是勒内·夏尔的《修普诺斯散记》。几年之间，从抗拒希望到将其作为丛书总标题，加缪这一次大转折并非自我否定，后一个“希望”，是指人们为了一个美好未来的实现而在当下努力行动，从而让那个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成为可能，就像勒内·夏尔手执武器英勇战斗直至解放的黎明到来。

　　换句话说，加缪对“希望”一词进行了重新定义，从对生活的“不顺从”引发人类当下的行动，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两个“希望”，在加缪笔下是同一个词汇(l’espoir)，但在不同的语境中意义完全相反，而究其本质便是如何面对当下的生活，是将其牺牲还是亲手把握，而这份“不顺从”，正是二者分界的基点。

　　加缪在一生中始终坚持认为，人生是荒诞与幸福的合集，是阳光与阴影的交织，这一点从他二十四岁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反与正》的标题中便可得见。他试图以一种融洽的态度去贴合生命中的“正”，以一种不顺从的姿态去对抗生命中的“反”。

　　面对灾难，无论是历史的灾难，人性的灾难还是思想的灾难，加缪始终坚持着自己这份“不顺从”，哪怕孤身一人也绝不轻信盲从，独立而警醒。他所有的格格不入，不是表面上的故作姿态，而是其独立精神的自然结果，最终让他真正拥抱圆融的生命，通过“反”的淬炼，让“正”获得可堪检验的价值。即便是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遭受的种种苦难，最终也在其遗稿《第一个人》中得到了艺术与创作层面的拯救。

　　04 重要的是“让爱意诞生的融洽与宁静”

　　加缪毕生追求的生活境界，其实可以用他早年散文中的一句话概括：“不，重要的并不是我，亦非世界，而仅仅是由它抵达我的那份让爱意诞生的融洽与宁静。”这份“让爱意诞生的融洽与宁静”，最终则需要落实在当下的生活之中。

　　加缪本人所追求的是一种此时此刻此生此地的生活，他既不愿意沉湎于对过去的回忆，更不会把人生的意义推延到虚无的彼岸。正是从这里出发构造出了日后加缪思想中更具体的上层建筑。

　　《局外人》，(法)阿尔贝·加缪 著，金祎 译，读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版

　　归根到底，加缪在《反抗者》中对于左派未来黄金天国的质疑，以及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对于交战双方各自以某种宏大的理念为依据在现实生活中肆意妄为的批驳，虽然涉及许多复杂的现实，但细看加缪的诸多论述，其本质依然可以追溯到这里。

　　萨特在1948年上演的戏剧《脏手》里暗示，为了革命事业可以付出个人道德的代价。彼时萨特与加缪依然是朋友，而他们二人共同观看了《脏手》的首演之后，曾在散场后就剧中人物的思想发生争论，加缪认为，在双手变脏之后，结果的正义便不复存在，至少变得可疑。而萨特则强调，为了结果的正义，他敢于牺牲个人的道德洁癖。这一场朋友之间的争论，其实正是未来二人决裂的根源。

　　在萨特与加缪的观点之间，并无绝对的对错，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的倾向。对加缪而言，“当下”并非意味着人们寻常所说的达到结果之前值得珍惜或回味的一个个过程，在加缪眼中当下的体验本身就是他所追求的结果，他并不像萨特一样认为历史或者人生必须在完结之时才能定义和评价，相反生命的价值已经被包含在每一个当下的瞬间之中。

　　加缪对于女性的态度，由此变得易于理解，仅仅是理解而非辩护，因为人除了自己，无人可以对他做出审判。《西西弗斯神话》结尾的那句名言 “朝向峰顶的奋进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当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同样需要从这个角度加以领会。

　　所以，加缪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一贯、鲜明而坚定的，无论是在他的文字里还是实际生活中，他始终贯彻着这一对于生命当下性的追求，把一切希望凝固为此时此刻的具体行动。

　　他真正找到了自己生存于世的根基。

　　关于加缪与其生活的关系究竟是融洽无间还是格格不入，必须从这一点出发进行理解：他已然确认其生命牢固的根系，由此具备对具体的人与事做出独立判断的能力，绝不盲从。

　　对于生活的荒诞，他也因此敢于“不顺从”，因为他知道可堪检验的幸福究竟存于何处。

　　加缪的格格不入，不是太宰治的颓丧或卡夫卡的惊惶，而是一种独立的意志，一种不屈的勇气。从这个角度看《局外人》，我们也能发现更多有趣的细节。在结尾处，面对神父咄咄逼人的“指导”，被强迫灌输上帝、彼岸、来世的时候，默尔索暴怒了。他暴怒的原因，在于他只重视此生此世，他不要那些彼岸缥缈的希望，他“不顺从”。

　　在默尔索看来，“他(神父)所有的确定，还抵不上女人的一根头发”，这句话足以说明一切。这显然是加缪在小说中的直接现身，他与他笔下的人物在这一刻产生了重影。或者说，从默尔索面对神父愤怒的爆发以及随后大段的内心独白来看，他分享了与其作者类似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所以，默尔索的格格不入，不能简单地看作一个失败的零余者，一个在社会生活中被迫出局的外人，他同样有自己的追求，同样希望与世界融洽无间——这便是我在读客版导读中所说的“暗线”。

　　所谓局外人，也由此多了一些跳出牢笼自我审视的主动性。当然，正如我在导读中论述过的那样，默尔索仅仅是一个开始，在他身上还存在着许多摇摆不定的惰性，或者说，存在着反与正的博弈，二者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平衡点，还有太多绝对必要的事情没有去做，没有去想，有待于做，有待于想。

　　毕竟，《局外人》是加缪三十岁之前完成的早期作品，他不可能在如此青春的年纪以如此短小的篇幅给出一切。但是，他至少以极为精彩的方式大声质问生活如何方能值得。对于加缪来说，他在此后以《鼠疫》，以《反抗者》，以《第一个人》，更以他短暂却丰满的人生给出了他的回应。但这个质问不会随着小说的结束而结束，通过加缪文字强烈的紧迫性，它被交给读者，要求每一个读者思考默尔索格格不入背后融洽无间的机会，思考自己局内的人生究竟应该立于何方，走向何处。这便是今日再一次阅读《局外人》的理由。（文 | 张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