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明治三年(1870)高山幸助于日本橫濱創制人力車時，他大約沒有料到，人力車不僅成為日本“文明開化”重要的物質表征，而且竟與中國文學結下了很深的姻緣。
人力車何時傳入中國，筆者未作詳細考證，只是據法國梅朋與傅立德的《上海法租界史》得知，1874年，從日本來華的法人梅納爾首次把人力車這種新式的交通工具引進了上海，從而使法、英租界當局賺了大錢。這個行當在上海迅速發展起來，到1928年，上海的人力車已達三萬六千二百八十輛，數目極其可觀。
人力車在日本剛出現時，車夫們也頗為神氣。候客時，車夫立于車旁，“立帜以招乘客”(《日本維新三十年史》第十二編《風俗史》);上客後，“以一人挽之，其疾如風，竟能與兩馬之車爭先後。凡牽車者，日能走二三百里，亦絕技也”(黃遵憲《日本雜事詩》)。1877年黃遵憲到日本，見到的還是這一番景象。
被黃遵憲歎為絕技的日行二三百里，是以人力車夫的體力透支為代價的。不過，對于這一點，當時的黃遵憲並未注意，使他大為迷戀的倒是人力車這一新事物的進步性:
小車形若箕，體勢輕便。上支小帷，亦便卷舒。......日本舊用木轎，以一木橫貫轎頂，兩人肩而行，轎離地只數寸。乘者盤膝趺坐，四面嚴關，正如新婦閉置車帷中，使人悒悒。今昔巧拙不侔如此。
在他眼中的人力車，因而充滿了美，充滿了詩意。他起初作了一首詩，專贊人力車的迅疾:
三面襜帷不合圍，雙輪捷足去如飛。
春風得意看花日，轉恨難歌緩緩歸。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本來是孟郊中進士後的得意之舉，不料被後人以“走馬看花”一詞歪曲了原意，便如豬八戒吃人參果的不知滋味，同樣成為有失大雅之事。黃遵憲倒不乏雅興，有心于花叢旁流連忘返，細細觀賞;誰知人力車不領情，只管飛駛而過，令詩人頗感失去“緩緩歸”的樂趣。自然，這是在作文章。作者只是極言車快，並非真個恨難平。否則，既賞花，就不必乘車，盡可步行。
也許是怕有人真的錯會其意，埋怨人力車煞風景，于是，1890年在增補修改《日本雜事詩》時，黃遵憲又重寫了一首詩以代舊作，成為定稿:
滾滾黃塵掣電過，萬車轂擊復竿摩。
白藤轎子蔥靈閉，尚有人歌踏踏歌。
這一改，對人力車的贊美之意更顯豁。刺激人心的風馳電掣、萬車爭道的壯觀景象，正是現代文明來臨的典型寫照，與舊時白藤轎子的封閉、遲緩不可同日而語。
晚清來到日本的中國人，對人力車大抵都抱着與黃遵憲一樣的感情。自稱“濯足扶桑客”的一位留日學生，在其1903年刊印的《東洋詩史》中，也以“朱輪脂牽[舝]戈羅媽，彩棍招徠發結床”分寫人力車和理發店兩樁新事物。
所謂“戈羅媽”，在黃慶澄1893年所寫的《東游日記》中已出現。日記記其從日本京都乘人力車去奈良(注云:“華人所謂‘東洋車’也，東語呼曰‘戈羅媽’。)”人力車紅色的車輪，配上油脂潤滑的車軸，走起來不僅輕快，而且漂亮。在享用之際，詩人得到的仍是一種愉悅的滿足。人力車輸入中國之初，國人對它也頗多好感。1880年由內地四川初到上海的丁治棠，一上岸，便看到“堤上馬車、人輦，轆轆往來”的繁華景象，不禁詳細記述:
人輦名東洋車，鐵輪皮幾，狀如篼，憑坐甚安。兩前出，首橫皮條，一夫以腰受之而行，最爽利。(《初度入京記》)
當然，坐者的安逸與車子的輕捷都是與舊式轎子對比的結果。在科技落後的晚清社會，人們首先關注新事物所具有的先進性，這並不足為奇。
當然，由于人力車跑得快，與馬車爭道，也發生過車禍。這一點，久居上海的人最有感觸。因而在珠聯璧合山房的《春申浦竹枝詞》中，對人力車便表現出頗為復雜的感情:
式仿東洋巧制新，車聲轆轆任飛巡。
可憐背挽無多力，為勸游人莫認真。
前兩句還是與黃遵憲、丁治棠等人一樣，欣賞車子的迅疾;後兩句則引發出因快速馳行而產生的不安全感。不過，詩歌主旨還在奉勸坐車人不要逞一時之興，催促車夫飛跑，以致遭遇不測;而對人力車的“飛巡”，則是作為既定前提，毫無保留地接受下來。
晚清文人從物質文明出發，把目光投向人力車，發現的是科技的進步; 而“五四”時期的作家從精神文明着眼，把目光轉向人力車夫，發現的卻是人性的摧殘。其間，寫于1910年的《京華慷慨竹枝詞》(吾廬孺)已顯示出這種轉變的先兆。《人力車》一詩云:
短小輕盈制自靈，人人都喜便中乘。
自由平等空談說，不向身前問弟兄。
在注目于人力車的輕盈靈便之時，詩人也注意到人力車夫的痛苦辛勞。接受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之後，盡管還有不自覺的居高臨下感流露出來，盡管其視角仍限于乘車人，但是一種新的思路正在形成。1918年《新青年》雜志上登出的第一批白話詩，便有胡適和沈尹默的兩首同題之作《人力車夫》。這兩首詩不單在現代白話詩史上堪稱開山之作，並且詩中不約而同所表現出來的“共同意識”，也與晚清新學之士迥異，非“五四”作家莫屬。
胡適的一首像一幕小短劇，以乘車人與拉車人的對話寫出:
“車子!車子!”車來如飛。客看車夫，忽然中心酸悲。
客問車夫:“你今年幾歲?拉車拉了多少時?”
車夫答客:“今年十六，拉過三年車了，你老別多疑。”
客告車夫:“你年紀太小，我不坐你車。我坐你車，我心慘淒。”
車夫告客:“我半日沒有生意，我又寒又饑。你老的好心腸，飽不了我的餓肚皮。我年紀小拉車，警察還不管，你老又是誰?”
客人點頭上車，說:“拉到內務部西!”
詩中直接道出了詩人對人力車夫的深切同情。這種內心的“酸悲”“慘淒”，更因為車夫是個十三歲就開始拉車的孩子而更加重。
沈作則純用白描，突出了嚴冬的背景渲染:
日光淡淡，白云悠悠，風吹薄冰，河水不流。
出門去，雇人力車。街上行人，往來很多;車馬紛紛，不知干些甚麼?
人力車上人，個個穿棉衣，個個袖手坐，還覺風吹來，身上冷不過。
車夫單衣已破，他卻汗珠兒顆顆往下墮。
在車上與車下一冷一熱的對比中，也透露出詩人對人力車夫苦痛的敏銳感應。
此後出現的許多描寫人力車夫的詩作，便喜歡以冬天作為特定的場景。如周恩來1920年發表于《覺悟》上的《死人的享福》，就與沈尹默構思相同:
車夫穿棉袍太熱，“我”坐在車上，穿棉袍卻還嫌冷。車夫脫下棉袍放在“我”腳上，“我感謝他愛我，他謝謝我助他便他”。難道這就是“共同生活”嗎?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活人的勞動!死人的享福!”
很顯然，這些詩作者與晚清詩人的視點不同，他們不只從乘車人的角度看去，而且從拉車夫的視角去看、去想、去體會，這才有了與晚清詩人截然不同的感受。車子跑得越快，他們的心情越沉重。
就中視角轉換最徹底的，可以說是劉半農。他的《車毯》一詩，便標明是“擬車夫語”:
天氣冷了，拼湊些錢，買了條毛絨毯子。
你看鋪在車上多漂亮，鮮紅的柳條花，映襯着墨青底子。
老爺們坐車，看這毯子好，亦許多花兩三銅子。有時車兒拉罷汗兒流，北風吹來，凍得要死。自己想把毯子披一披，卻恐身上衣服脏，保了身子，壞了毯子。
這首代車夫說話的詩，細膩地寫出了人力車夫的心理活動，給人的感覺更酸楚。
這種新視角、新體驗明顯是“五四”時期人道主義思潮所带來的。人力車夫的生計一時間成為引人注目的社會問題，報刊上甚至為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諸如《人力車問題》(李冰心、朱天一)、《人力車夫生命問題》(疑始)、《我對于改良人力車的意見》(周海之)等文紛紛出現。文學作品更為敏感，這時除詩作外，還有陳錦的《人力車夫》這樣直接再現人力車夫生活的劇作，在小說創作中，更產生了魯迅的《一件小事》、郁達夫的《薄奠》等名篇。到了三十年代，老舍的《駱駝祥子》仍以對人力車夫命運的深刻反映而震撼人心，成為一代名作。盡管這些作品側重點不同，如魯迅小說重在表現人力車夫的人格高尚，比其他同類題材之作立意新;但人力車夫已作為勞動者的代表進入文學作品，則是毫無疑問的。
人力車夫成為“五四”文學中最重要的勞動人民形象，說起來不乏偶然性。“五四”作家的平民意識使他們以描寫下層勞動人民的生活、情感為文學的重大使命，而其生活圈子又先天地限制了他們對廣大工農的了解。只有每天出門坐車接觸到的人力車夫，才是進入他們生活中，並為作家所熟悉的唯一的勞動者。于是，人力車夫便理所當然地獲得了作家的青睞。
雖然如此，偶然性中仍包含着必然性。同是一輛人力車，從先進生產力的象征到勞動者苦難的化身這種文學上的變遷，正好從一個側面展現了歷史前進的軌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