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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世兩夫子,千古壹春秋

萬世兩夫子,千古壹春秋

責任編輯:謝燁挺 2021-05-03 04:04:32 來源:香港商報網

 《春秋》是中國的第一部史書,孔子修訂成書。

 西周之時,周公制禮作樂,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君臣、父子、兄弟、親疏、尊卑、貴賤的禮樂制度,規範了社會秩序,形成西周特色的禮樂文化與禮樂文明。

 東周時期,禮崩樂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的悲劇不斷上演,各種僭越行為屢屢發生。孔子眼見世風日下、道義全失、禮義全無、社會混亂不堪,深感痛心疾首,於是潛心修訂《春秋》一書,竭力維護周代禮樂制度,字裏行間,褒善貶惡,撥亂反正,體現出明確的政治和道德思想,即後儒所稱「微言大義」,或「春秋大義」。

 《春秋》每用一字,必寓褒貶,因此後世以寓褒貶於曲折文筆之中的文字為「春秋筆法」。

 司馬遷說《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之反正,莫近於《春秋》。……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相傳孔子修訂《春秋》,寫到魯哀公時西狩大野。叔孫氏捕獲麒麟,傷其左前腿,致其死亡。孔子認為麒麟是祥獸,乃為明主而出,卻為人所害,這是世道衰落的象徵。孔子非常悲傷,作《獲麟操》並絕筆《春秋》。所以《春秋》又被稱為「麟經」。

 《春秋》記載史事非常簡略,用字精微而義旨顯明,借史明志而含蓄深遠,筆法婉轉而順理成章,義理窮盡而無所歪曲。若無註釋,則難以理解。與孔子同時代且關係密切的太史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左氏春秋》又稱《左傳》,《漢書》稱為《春秋左氏傳》,是《春秋》三傳之一。《左傳》以《春秋》為本,補充並豐富了《春秋》的內容,與《春秋》「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

 《左傳》發展了《春秋》筆法,通過對事件過程的生動描述、人物言行舉止的展開描寫,來體現道德評價,將忠、孝、仁、義、禮、智、信等傳統道德觀念融入史學著作,成為史學界認同和承襲的史學精神傳統。

 歷史以來,愛讀《春秋》、《左傳》者,代不乏人。民間最為熟悉,且將「春秋精神」付諸於道德實踐的,則是與文聖人孔子齊名的武聖人關公。

 民間有副對聯雲:「孔夫子,關夫子,萬世兩夫子;修春秋,讀春秋,千古一春秋。」

 關公生活的東漢末年,世道衰弱,綱常不振,和西周末年的社會特點極其相似,仁人志士傷時憂世,希望從「春秋思想」中找到興利除弊、志興漢室的途徑,找到撥亂反正、扶紅日正人心的方法。

 《春秋》、《左傳》以及《易經》是關公的家學淵源。據清初康熙年間解州《關侯祖墓碑記》碑文記載,關公祖父叫關審,字問之,沖穆好道,常以《易》、《春秋》訓其子。

 關公傳揚家風,讀《春秋》、《左傳》手不釋卷,史書《三國志》記載:「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關公熟讀春秋,並將春秋思想落實貫徹於日常生活、學習、工作、為人處世的方方面面。使得關公成為儒家道德思想的完美踐行者及「春秋大義精神」的形象代言人,為關公在儒家武聖人的最終定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湖北省漢口山陜會館《漢關夫子春秋樓碑記》雲:「考《春秋》,系魯史東周以還,王綱欲墜,我孔子懼萬世君臣之大義不明,不得已而以宗魯者尊周,托《春秋》以見志。……關夫子欲以存蜀者存漢,志《春秋》之志,此《春秋》之所以有其人也。」

 清康熙雍正年間廉吏張鵬翮在《關帝像贊》中稱關公「《春秋》之旨,獨得其宗」。大將軍年羹堯之父年遐齡在《重修當陽漢壽亭侯關夫子廟碑記》中說:「自孟子而下讀《春秋》者不乏人,而能於《春秋》大義見諸行事之實者,唯(關)侯一人而已。」

 《春秋》一書,乃文聖人所著,武聖人所行,所以正君臣之分,作忠義之氣,明是非善惡,識忠奸褒貶,助人找到價值取向,提升個人道德修養,增進道德自律、德法並舉,實現太平治世的社會功效。

 弘揚關帝文化  彭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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