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卞仁海,深圳大學人文學院特聘研究員、語言學博士
地名是歷史的產物,地理的反映,也是一種以語言文字為載體的社會文化現象;地名濃縮了一個地方的集體記憶,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2007年的第九屆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上,地名就被確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適用於《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以「深圳」這一地名為例。深圳古屬東官郡寶安縣(東晉331年置),因境內有寶山產銀,且山中水源豐富,農業旱澇保收,既產寶物又有安定的農業生產生活,故名「寶安」;至唐肅宗時(757年),因憎恨「安史之亂」首領安祿山之「安」字,改「寶安」為「東莞」(因當地盛產莞草得名);明萬曆年間(1573年),又從原東莞縣析置「新安縣」,新安之名,取「革故鼎新,轉危為安」之意;民國時(1914年),因避免與河南省新安縣名重複,又恢復舊名寶安縣;1979年撤銷寶安縣,設深圳市,深圳之名,得名於深圳河(「深圳」是早期的客家移民對深圳河的命名)。可見,地名和語言、歷史、地理、社會、民俗、文化等密切相關。
深圳、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主要城市,不僅毗鄰,而且同宗同源,歷史上都同屬寶安縣管轄,曾有古南越族、廣府人、客家人和福佬(閩南)人在此居住。深、港地名文化有很多相同之處,比如至今兩地都保留有「車公廟」「筆架山」「東涌」「葵涌」「大磡村」「圓嶺村」「田心村」「鳳凰山」等相同的地名。深圳有5000餘條街道、4000多個聚落地名和政區;香港有4000多條街道、5000多個聚落地名和政區。這些大大小小的地名就是深港兩地的歷史文化大全,它們反映了深港地區共有的古越族文化、廣府文化、客家文化和福佬文化。比如,深圳的「上輋」、香港的「坪輋」應是古越族人留下的地名;深圳的「上沙」、香港的「尖沙咀」都是廣府文化在地名上的反映;深圳的「鍾屋」、香港的「蘇屋」最早居住的應該是客家人;深圳的「田寮」、香港的「香粉寮」應當和福佬人有關。
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深港地名文化又有不同。深圳地處改革開放的前沿,新地名中體現了移民文化和改革創新文化,比如「同富路」「創業路」「華強路」「華富路」等地名就是改革開放的見證,「科苑路」「科創路」等地名則體現的是深圳的創新精神。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又曾是殖民地,中西文化交匯於此,其地名又體現了多元文化和殖民文化,比如,「維多利亞港」「公爵街」「堅拿道」「軒尼詩道」「中英街」等地名就是殖民文化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反映。
深港地名文化既傳統亦現代
深港的地名文化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既有華夏主體(中原文化的影響),又有嶺南特質;既是多元的,又有獨樹一幟的改革創新文化,甚至還有西域文化的薰染。
對深港兩地的地名文化進行比較研究,可以深入挖掘兩地的人文歷史內涵,促進兩地的文化建設和深港一體化發展,有利於港人的人心回歸和文化認同。但可惜的是,目前國內外還沒有一部有影響的有關深港兩地地名文化比較研究的論文和專著。深港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尤其是深圳,可謂一日千里,一些地名隨着城市的高速發展,已經不用或漸趨消失,這就帶來地名文化遺產的保護問題。筆者立足於深港地名的比較,從文化學的角度挖掘深港兩地的歷史和民俗文化,以期對弘揚嶺南地域文化和創新文化、保護深港兩地的地名文化遺產有所裨益,並為兩地的地名規範化工作提供參考。
蓮花山上,屹立的偉人銅像俯瞰着深圳的山城田海,見證了城市的滄桑巨變;獅子山下,櫛比的寮屋唐樓倒映在香江維港,詮釋了頑強拼搏的香港精神。如今,深圳文化建設如火如荼,方興未艾;深港文化融合也在加快。但是,人們對深圳文化的認知更多的是其改革創新文化,對香港文化的認知多為中西融合的多元文化,兩地的傳統文化和嶺南地域文化似乎都被其現代文化的光芒所遮掩。而對於兩地的歷史,甚至一度還有「小漁村」「文化沙漠」的認知。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深港地名,具有嶺南特質,承載了深港悠久的歷史文化;我們研究和弘揚深港地名文化,可以改變人們對深港文化的片面認知,同時也是深港文化建設的重要一環。
中國人兩個揮之不去的情結,一個是血緣,另一個就是地緣。
農耕民族安土重遷,自然對生長於斯、給養衣食的土地心存感恩;若因遊學、經商、為宦而背井離鄉,則要通過各種方式寄託鄉愁、表達鄉思:或遙寄明月,或鴻雁傳書,或把酒鄉聚、或賦詩作文。
因為那裏有白髮親娘,有里短家長,有舌尖家鄉,更有牧笛悠揚!而地名,則因其所蘊含豐富的地理、語言、歷史、文化、民俗等信息使得我們的鄉愁可以寄託。
身處移民城市深圳,其間所瀰漫的鄉愁文化不僅讓我感同身受,每每在辦公樓看到夕陽西下時就想到日暮鄉關,甚至淚目。所謂「此心安處即吾鄉」,實則是鄉愁無解的聊以慰藉。
我關注地名文化,自講授《應用語言學》開始,該課程是將地名學作為文化語言學的重要內容來講解的。作為一名語言學專業的學者,自然也會對以語言文字作為載體的地名格外關注,因為地名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語言文字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