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夏賓  謝龍飛

　ChatGPT的橫空出世「更新」了人們對人工智能發展的認知，同時引發一系列疑問，它會不會造成失業問題？可能會引發哪些風險？對我們而言究竟「是敵是友」？

　在近期出版的《AIGC：智能創作時代》一書序言中，經濟學家、橫琴數鏈數字金融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朱嘉明將此次智能數字化轉型稱為「媲美新石器時代的文明範式轉型」。

　他日前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談及ChatGPT，直言這是人類和人工智能間的友好競爭，而不是逼人類走向死角。對人工智能的恐慌和焦慮不應過分渲染，而應看到人與它共處的關係。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目前在AIGC相關話題中，ChatGPT最為火熱。您提到現在討論它威脅人類為時過早，那我們該如何看待這樣一個新事物的出現？

　朱嘉明：AIGC（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來生成內容）是人工智能經過長期摸索所選擇的重要的、正確的發展方向，而ChatGPT是AIGC發展過程中的里程碑事件。ChatGPT已超越人工智能產品範疇，因為它直接導致了人工智能與現代經濟活動和經濟發展模式、人類日常生活的全方位結合，改變了傳統的經濟學原理，這是根本性的變化。所謂的威脅論，目前來看還為時過早。當務之急是要面對AIGC觸發的一系列新技術，思考如何理解、跟上和應用這些新技術，改變現有的產業、行業模式，實現創新。

　中新社記者：比爾·蓋茨認為，ChatGPT將與互聯網誕生、個人電腦發展一樣重要。您同意這樣的觀點嗎？ChatGPT對人類發展進程到底意味着什麼？

　朱嘉明：從科技發展史看，比爾·蓋茨的判斷具有相當大的合理性。因為AIGC技術確實是互聯網、計算機革命後的重大革命，人工智能讓互聯網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將來互聯網的主體，除人類本身外，很大程度上會是人工智能產品、特別是人工智能化的人類主導的智能互聯網。

　目前，AIGC進入到比較重要的初期階段。2022年是很關鍵的一年，ChatGPT的出現，證明了人工智能的巨大潛力。目前，已有與AIGC技術相關的一系列公司群體的創新，它會加速這個過程，促成人工智能進入到「人機直接對話，如同人與人之間對話」的重要階段。可以預見，未來兩三年，AIGC將逐漸進入發展高潮。

　有人擔心，ChatGPT這樣的應用會不會使人類的思考能力下降。恰恰相反，它會強制並逼迫人類進化思想能力。現在，我們發現人類能做的，人工智能都能做，人類就必須思考自己還能做什麼。當人類提出這個問題、面對這個問題時，就在進步了。

　中新社記者：GhatGPT也引發了許多爭議，包括學術造假、技術濫用、輿論安全等風險，您怎麼看這些問題？

　朱嘉明：任何技術進步、科技革命都會產生相應風險，主要通過兩方面解決。一方面，要建立監管體系，形成相應法律約束。科技進步和政府監管、法律體系的演變不應發生脫節，而應讓法律體系、監管制度與時俱進。另一方面，很多科技革命、科技進步中發生的問題，最終需通過革命和進步本身來解決。眼下人們認為的問題，當科技進步到下個階段時，有些會自然消失。

　中新社記者：ChatGPT再次引起了關於人工智能發展會造成一些人群失業的討論，您認為哪些行業最易受到影響？

　朱嘉明：在未來兩三年內，應該不會出現因人工智能導致的大面積、大規模失業現象。ChatGPT這樣的應用，不會對整體就業市場形成實質性威脅。從長遠來講，人工智能的發展擴展了人類活動範疇，改變了活動模式，和人類將有一個並存且互相促進的歷史階段。它逼迫人類在兩個方面必須發展，其一，要將過去傳統的創造性活動轉入到更高級的創造性活動，把比較終端和低端的創造性活動交給人工智能。其二，人工智能會和機器人發生進一步結合，使機器人更大面積、更大程度地替代人類體力勞動，使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脫出來，提高生活和工作質量。

　在此過程中，人類自己要做出更好的選擇，因為需要更多企業家來開拓更多新領域、新行業，來逐漸完成人類從人工智能前世代到人工智能後世代的遷徙。

　中新社記者：從全球範圍看，在人工智能賽道，中國處於什麼樣的位置？中國有沒有能力取得一個領先的地位？

　朱嘉明：在現階段的人工智能領域，必須承認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還比較大。這次發布ChatGPT的OpenAI公司，幾乎是獨領風騷。之後會有相當多企業跟進，包括微軟、谷歌。西方會掀起一個以AIGC為框架、以ChatGPT等類似產品為中心的一次人工智能產業鏈浪潮。

　所以，我們要做從底層技術到大模型再到應用的全方位調整。勻速追趕不，必須加速度才能縮短距離，而加速度需要各方協調和政策體系。中國應該選擇「倒逼模式」，就是強化AIGC技術的應用，通過應用最終推動支撐應用的產業發展。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中國現在急需構建一個追趕 AIGC的產業政策體系。

　與此同時，企業要加大應用力度、拓展應用空間；研究人員要能解決信息對稱和基礎研究問題；投資者要在國家引導下把相關的資本投入變成有長周期意識的資本行為，要有支持相關產業3至5年甚至更長時間投資的意識。如果過早過急追求資本回報，企業很可能在已經看到曙光的關鍵時刻，因為沒有足的資本支持，不得不調整方向，失去歷史契機。

　20世紀後期和21世紀早期，在科技革命過程中，投資最大的特點是長周期、高風險、回報慢。只要技術達到一定的高度，自然會產生巨大的「溢出效應」，而商業活動是科技溢出效應的必然結果。過早追求商業目標就沒有辦法產生足的溢出效應，如果「溢出效應」較小，商業利益必然非常有限。

　中新社記者：觀察近些年的新技術發展，西方國家實際上在底層技術上領先中國，而我們可能對技術的實際應用更好一些，為什麼會有這樣差別？

　朱嘉明：造成這樣差別的重要原因是，我們在基礎研究領域的人才不。但是，中國畢竟市場大，產業體系完善。在工程师層面，對技術開發領域，中國有相當大的優勢和潛力。現在需要選擇「田忌賽馬」的策略，在AIGC發展過程中，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以此來彌補劣勢。

　教育制度也要改革，要縮短一流科技人才培養成熟的周期。如果分析OpenAI公司的創始團隊，很少人完成了所謂的從本科、碩士、博士、博士後的漫長周期。未來人才的關鍵在於保持培養學生的想象力、創造力以及爆發力。爆發力是身心投入、全天候突破某種事情的激情、能力、體力和狀態。

　優秀人才就像運動員，他們的高爆發力期其實很短。當年的集成電路革命、半導體革命，也都是20歲到30歲左右的年輕人來主導。想象力、創造力、爆發力三種力量集合的時間對每代人來講都不是特別長。現在的科技創新也是這樣，要讓年輕人得到機會，把他們的爆發力激發出來。今天的前沿科技感覺進入了體育競技狀態，要求快、強、突破。

　中新社記者：您被稱為「改革四君子」之一。在您看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哪些精神能助推現在的中國實現科技創新和自立自強？

　朱嘉明：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經驗是解放思想。中國改革的第一步其實始於「科技改革」。改革開放最早、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全國性大會是1978年3月的全國科學大會。其核心思想就是鄧小平所說的「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當時郭沫若發表了一份充滿激情的書面發言，題目是《科學的春天》。

　在我看，現代化首先是科技現代化，改革開放最初的動力就在科技革命。45年後的今天，我們要重新呼喚「科學的春天」。今天的世界競爭就是科技競爭，是科技前沿的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