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子文

　23條立法公眾諮詢期日前結束，意見書一面倒認同和支持立法工作，但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卻誣稱23條會造成所謂「跨國鎮壓」。日前彭博社更發布美國駐港總領事梅儒瑞的專訪，表示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更廣泛的新違法事項；又稱釋放黎智英等「政治犯」更有利於改善香港形象云云，更渲染某些美國公司來港時使用即棄電子設備。

　美國對23條立法的評論，充分演繹何謂「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雙重標準。美國近年在國家安全領域上不斷添磚加瓦，自築「國安高牆」，但對於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卻不斷攻擊潑污，上綱上線，如果說香港23條立法會造成所謂「跨國鎮壓」，這樣美國的國安法又如何？華府對23條有既定立場眾所周知，但如此「雙重標準」，不但說明其評論毫無公信力，更暴露其別有用心。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從來只是極少數的反中亂港分子、分裂分子如黎智英之流，美國對23條恨之入骨，對黎智英不斷「施救撈人」，最終不過自暴其醜而已。

　美國針對23條「國家機密」和「外部干涉」兩個罪名上綱上線。政府諮詢文件將「國家機密」分為七大類，主要是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對「國家秘密」的定義，以體現與國家維護安全法律的適應性。國家安全涉及不同範疇，「國家秘密」自然也不只於國防，諮詢建議提出的七大類，符合國際經驗包括美國，不但界線清晰，而且入罪門檻高，何來定義過寬？

　以美國為例，其定義的「國家機密」其實極為廣泛，絕不只是國防，任何可能損害到國家安全、經濟、社會的資料，都可視作國家機密，受到嚴格的保護。美國總統發出關於國家安全資料的保密級別的13526號行政命令，就明確規定涉及科學、科技或經濟而關乎國家安全的事項，如果未經授權披露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損害，可以給予保密級別。這樣的定義是不是過寬？

　至於「境外干預罪」，政府在具體立法建議上，已經明確指出針對的只是「配合境外勢力使用不當手段」帶來的五種「干預效果」，當中都有十分明確的定義。如果要入罪，既要有犯罪意圖，也要涉及到使用不當手段，以及造成這五種「干預效果」，缺一不可，入罪門檻極高。而且，法例針對的並不是一般外國組織，而是「政治性團體」，正常在港運作，正常交往合作，根本不會構成犯罪，所謂誤墮法網並不存在，指「害怕被捕和拘留」更是含血噴人。

　其實，美國自1938年起已經實施《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要求特定從事政治活動的外國利益代理人，需要定期公布其與外國委託人的關係、活動，以及支持這些活動的資金信息。該法旨在強制披露外國宣傳和遊說活動。違反FARA將被處以5年以下監禁、最高25萬美元的罰款，或兩者併罰。

　美國抹黑立法雙標偽善

　美國政府多年來對於境外干預一向極為敏感，打擊絕不手軟，甚至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2016年總統大選時，美國政府多次指控俄羅斯干預大選，讓FARA再次受到矚目。從2017年開始，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FBI）將外國惡意影響確定為國家安全的優先事項。司法部加大了對FARA的執法力度，FBI更成立了一個針對外國影響的特別工作組。

　現在香港的立法建議，不需要有關團體進行登記，採取的主要是規管，有犯法才會執法，而且法例門檻亦高，與美國可以動輒「拉人封舖」相比不可同日而語。這說明特區政府在立法時充分顧及外資企業、團體在香港的正常運作，給予了最大的方便和保障，這樣的定義何來極寬？又何來「恐嚇和限制美國公民和居民的言論自由」？

　23條立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本來美國就不應指手畫腳，等如香港也不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法多作評論。但現在美國不但多次干預，更不斷作出無理的批評抹黑。自己在國家安全領域上不斷大築「國安高牆」，執法愈來愈嚴，卻不容許香港立法保護自身？美國對於損害國家安全者打擊從不手軟，追捕追到天涯海角，也不會理會什麼人權自由，但對於黎智英這樣一個禍港分子，卻多番營救，肉麻吹捧，既坐實其「外國代理人」的身份，也暴露了美國的無恥「雙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