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人高文虎在《蓼花洲閒錄》裡記了蘇東坡一句話，九百多年後讀來，依然讓人心頭一震。蘇東坡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悲田院是古代的收容所、救濟站。說白了就是：最高貴的人，我陪得了;最低微的人，我也處得來。

　這句話讓我想起四十年的記者生涯。剛入職時，一位前輩跟我說：「一個好記者，上能與達官顯貴同席，下能同鄉野乞丐共枕。」走了四十年回頭再看，這不就是蘇東坡那句話的現世版嗎?

　剛當記者那會兒，採訪個政府小官員，手心都冒汗。後來慢慢歷練，與省長書記對談，甚至專訪外國元首，也能坐得直、聊得開——不是膽子變大了，是想明白了一個道理：無論對面對的是誰，都不過是你的採訪對象。你尊重他，但勿需仰視，更不能低看。

　仰視必然緊張，把對方看得太高，就使自己變得卑微。其實位高者也有他的焦慮，權重者也有他的無奈。你把他當「官」看，自己便先矮三分;你把他當「常人」看，相互便是平等的。蘇東坡見皇帝都能談笑風生，憑的就是心裡那桿秤。所謂「上不怯權」，說到底就是四個字：平視而已。

　但真正的考驗，從來不是對上如何，而是向下怎樣。

　蘇東坡這輩子最動人的地方，恰恰在這裏。他被貶到黃州，鄰居是種地的農民，幫他在東坡上蓋房子;貶到惠州，跟釀酒的老太太賒酒喝;貶到海南，黎族百姓請他喝酒，他教人家讀書寫字。一個名滿天下的大文豪，跟百姓一起幹活，跟鄉鄰家賒賬喝酒，他從來沒有「放下身段」這個概念——因為他心裡就沒有「身段」這概念。

　一個人真正的修養，不在如何對待上面的人，而在如何對待下面的人。對上面恭敬，可能是出於利害;對下面尊重，才是骨子裡的教養。

　四十年裡，我住過藏胞的帳篷。主人端來奶茶，我喝到最後，杯底沉着一層黑乎乎的沉渣——是牛糞。藏區煮奶茶用干牛糞做燃料，碎末飄進鍋里，再尋常不過的事。主人看着我喝完，笑眯眯地又續上一杯。那一刻我明白：你若還端着「記者」的架子，這碗奶茶就咽不下;你若把自己當成遠道而來的朋友，牛糞不牛糞的，根本不會在意。

　還有一次，在牧區採訪一位老阿媽。聊到高興處，老阿媽拉着我的手不放。她起身撩起自己那件油膩膩的藏袍，仔仔細細地為我擦拭着水杯，然後倒上滾燙的酥油茶，雙手端到我面前。我接過來，喝得乾乾淨淨。不是禮貌，是因為那一刻我就是她家裡的客人，她在用她能想到的最高禮遇待你。

　人們常說，跟底層人打交道要「放下身段」。我不同意。「放下身段」本身就暗示你高人一等。真正平等的心，不需要「放下」什麼。所謂「下不驕貧」，無非就是這份發自內心的平等相待。你對上面的人不低三下四，對下面的人也不居高臨下。在誰面前，你都應該是一個樣。

　有人會問：蘇東坡是不是沒原則?恰恰相反。他遇到看不慣的事，像吃了蒼蠅，非得吐出來不可。王安石變法，他上書指責;司馬光上台要全廢新法，他又說「何必盡改」。結果，他兩邊不討好，一路被貶到海南島。

　但他有一個本事：對事不對人。他跟王安石在朝堂上吵得不可開交，後來王安石罷相隱居，蘇東坡路過金陵，專門去看望，兩人談詩論文，把酒言歡。這裏頭藏着一個處世智慧：事可以爭，人可以交。政見不同，不影響私交;私交再好，不影響說真話。這叫「和而不同」。

　記者也當如此。採訪領導，他百般推諉，你心裡窩火;採訪百姓，他拉着你哭訴，你心生憐憫。但寫稿的時候，你得把情緒收起來——不因位高權重而筆下留情，不因卑微可憐而刻意渲染。做人也是一樣：不因人貴而諂媚，不因人賤而輕慢。對事，寸步不讓;對人，心懷慈悲。

　元豐七年，蘇東坡路過金陵，去拜訪罷相隱居的王安石。兩人相處數日，談詩論佛，盡興而歸。送別時，王安石感嘆：「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九百多年過去了，我們還在學蘇東坡，不是因為他比我們聰明多少，而是因為他比我們更坦蕩、更真誠。他敢陪玉皇大帝，也願陪貧賤乞兒，不是分不清尊卑，而是相信每一個靈魂都值得被真誠對待。

　走過四十年記者生涯，回頭想想，蘇東坡那句話和前輩那句囑託，說的是同一個道理。

　上不怯權，下不驕貧。跟高官打交道，不卑不亢;跟百姓打交道，不驕不躁。在誰面前，都別丟了自己那份本真;在誰面前，都不應擺出不該有的架子。

　這既是一個人的境界，也是一個職業的尊嚴。說到底，做人就兩條：對上不慫，對下不橫。能做到這兩條，走到哪裏你都站得直、坐得正、行得穩。(王樹成)

　頂圖：作者(右三)2009年專訪馬來西亞首相 納吉後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