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央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之后，如何纾解北京的非核心功能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所谓“国家副中心”之争也就成为各方暗地里角力的重点。这些候选城市先是京外的河北保定、廊坊等，再是北京市的通州区，现在又传出天津也加入角逐“国家副中心”的行列。据媒体报道，天津市最近正研究推动天津武清、宝坻作为承接北京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区域，并已上报建设“国家行政副中心”的方案。

　　很显然，北京要想缓解当前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然要将部分功能转移出去。这在北京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 年-2020 年)》及“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均有明确的表述。在习近平主席今年年初对京津冀一体化作出重要指示后，北京就开始着手对相关规划进行调整。从目前透露出来的信息看，北京的思路主要是把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准备放在京津冀区域内治理，将周边城市分为直辖市、大体量城市、节点城市三个级别，建成具有城市竞争力的“城市群”，城市功能相互衔接、匹配、分担。其中首都功能要集中在核心职能上，要把非首都核心职能的产业发展尽可能地压缩和疏解到周边。

　　很显然，所谓“国家副中心”指的是“城市群”而非某个具体城市。而且该概念本身就很模糊，究竟是“政治副中心”、“文化副中心”、“经济副中心”，“国际交往副中心”，抑或是其他的什么“副中心”，其内涵似乎并不很清楚。以北京目前的定位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基本上是不可取代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将部分功能分散到其他地方去的可能。但是，即使是往外纾解，似乎也跟“国家副中心”的功能搭不上边。例如央行就曾在上海设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央行的管理职权，但上海似乎也未被称为“国家经济副中心”。换句话说，即便北京将部分功能分流出去，承接地也称不上什么“国家副中心”。

　　再以经济功能为例，北京早在2005年实行的“总体规划”中，就已经不提“经济中心”的功能了。而目前北京正在外移或计划外迁的企业，也大多是高耗能、技术要求低、人口密集型的企业，以及批发市场等低端商业、服务业。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某些城市承接了这些产业，就被冠上“国家经济副中心”的头衔。事实上，北京外迁非核心的经济功能早在十年前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比较著名的如首钢整体搬迁至河北曹妃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功能的转变必须遵循市场规律的运行，必须坚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功能。因此，对于那些想要承接北京部分经济功能的地区来说，还是应根据本地的实际发展情况，发挥市场选择的作用。否则，就容易陷入经济结构不匹配、产业功能不协调的境地。

　　如今，各地对争取“国家副中心”的热情经过媒体的渲染，俨然已经成为时下不少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除了宣扬各地的自身优势之外，相关地方官员也纷纷出马，为本地宣传造势。我们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北京的功能重新地位固然给部分地区带来了机遇，但“打铁还需自身硬”。应清醒地认识到，大力发展好本地经济是吸引资本流入和人才流入的根本之道。事实上，只有北京周边的京津冀地区或其他城市经济加快发展，尽快缩小与北京的差距，才是实现地区协同发展和北京功能转变的最佳路径。（李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