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擔心的是兩個經濟指標。

　　第一個經濟指標是財富分布的社會性。

　　或者，我們也可以反向理解，就是財富大規模兼併的情况。中國政府過去一向不重視資產負債表，反而極端地關注營業額(GDP)增長。這容易導致不清楚中國總財富的真實存量和變化趨勢，更加不了解總財富的真實分布和流動狀况，也不太清楚政府、機構、家庭、個人真實負債及其變化狀况了，這無疑讓人憂慮。經濟繁榮(總量增長)往往掩蓋社會矛盾的累積(貧富分化)，領導人往往對於財富的大規模兼併缺乏警覺，直到社會矛盾徹底激化為時晚矣!

　　第二個經濟指標是政府的制度成本。

　　《預算法》第三修正案，并未約束各級政府的支出極限，卻公然為各級政府非稅收入提供了渠道。簡而言之，我國各級政府的制度成本處於幾乎無限擴張之中，早就突破了《預算法》約束。白色收入(受《預算法》約束)比重逐年降低，灰色收入(不受《預算法》約束)比重逐年增長，黑色收入(完全非法收入)大幅度增長。其中，可計算的名義制度成本(狹義財政)，不及實際制度成本(廣義財政)的一半。或者，可以說，在財務意義上，各級官吏已經建立起龐大的第二財政了。毫不誇張地說，明末和晚清的悲劇，都是第二財政急劇膨脹的必然結果。反腐敗可以解決這兩個問題嗎?可以緩解，然而有限。沒有堅決果敢的財政變革(主要是稅政改革)，一切都將是過眼雲烟。

　　老實說，最怕聽到有人說體制或機制之類的鬼話。小部制變成大部制?國企統統變成私企?崇禎和慈禧就是這樣被騙死的。決策者要有清晰的底線意識。財富分布必須有底線，多數人必須享有多數財富。制度成本必須有底線，官吏無論如何不能吃掉新增國民財富的一半。底線才是根本，方式或名稱并不重要。當官僚和資本合謀榨取，老百姓根本就沒有活路。當老百姓家庭廣義稅賦(類稅性支出)達到其總收入的70%，無論是任何國家或地區，也無論是何種制度，都必然陷入動亂。北非、中東、烏克蘭無不如此，最新的例子可能是香港。

　　經濟學不是科學，經濟學是經典的政治宣言。不同的經濟指標，體現的是不同的立場。當然，您非要相信政府經濟學家或機構經濟學家，也就是說您決心與官僚和資本站在同一立場上，那您也就無須計較歷史和人民的冷酷無情了。

　　盧麒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