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潭「產婦死亡案」在幾天內經歷了戲劇化的百轉千回--從媒體和輿論的嚴厲指責、一致聲討，到專業解讀和釋疑的逆轉，再到事件過程中更多的細節披露，真假消息的漫天飛舞和控辯雙方觀點交鋒的不斷升級--然而事到如今，真相反倒是更加的模糊不清。外界期待著獨立和全面的調查還原事件的原貌，可是，從整個事件所引發的輿論喧嘩背后，卻讀到更多值得深思的東西。

　　現代醫學的發展已經有了數百年的歷史，但其專業性和技術性卻不是普通百姓所能了解的。而這樣的信息鴻溝讓患者缺乏對醫生群體和醫療風險的充分理解，一旦出現不理想的結局，「醫療事故」「草菅人命」的指責便紛至沓來。另外，干部、警察、銀行職工、教師……這些曾經代表著光榮和驕傲的職業名稱，如今已經不斷地被貼上了各種負面的標簽。而這種污名化，以及由此而引發出的社會信任危機，正在嚴重地威脅到諸多行業甚至整個社會的正常發展秩序。

　　矛盾的積累與爆發

　　在筆者看來，這種污名化背后所反映出來的民意和深層次原因，才是任何一個社會成員都需要警惕的。首先，是以沉重的醫療負擔為代表的新「三座大山」所帶來的深厚民怨。仔細觀察和分析網上鋪天蓋地的指責聲會發現，很多網友的批評和責罵并不是僅僅針對產婦死亡事件本身，而是結合著自身經驗的情緒發泄：醫療人員收取紅包、態度冷漠、就醫體驗差、醫療費用高企、醫療事故頻出……正是這些切身經驗的產生，讓眾多網友在事件曝光的一開始就齊齊將指責的焦點對準了醫院和醫療人員。

　　與此相類似，「強拆事件」觸發的是社會公眾對居住權和生存權的深刻焦慮，對教育從業者的指責多源自於對教育資源分配不均、教育質量參差不齊的切膚之痛。對某一特定事件的集中不滿，都可以說是因制度不公所積累的民怨所爆發出的一次集中的情緒大宣泄。沒有從制度上的根本改變，類似的事件必定會繼續層出不窮。

　　進一步來說，無論是每日超負荷工作、工資回報不成正比、直面尖銳醫患矛盾的醫療人員，還是面對越來越多輿論指責的基層干部、教師等職業，他們也都是當今各項不合理制度的受害者。然而，這些曾經被民眾所敬重和羨慕的社會「精英人群」，如今卻不斷地面臨著一波又一波的污名化。反觀另一邊，每當有類似的事件發生，一個共同的特徵便是受害者被輿論自動標注「弱勢群體」、「社會底層」、「小人物」這樣的情感標簽，在社會輿論呼喚「公平」、「同情」和「關懷」的旗幟下，他們便自然而然地占據了輿論的制高點。

　　可是，一位痛失親人的病患家屬也可能是一個缺乏醫療常識的「笨蛋」，一位失去了家園的被強拆者也可能首先是一個漫天要價的「刺頭」。「弱勢」和「底層」并不天然的代表正確，「精英人群」也并不該優先承受莫須有的過失。「身份」和「階級」并不應當成為判斷正確與否的第一準則，只有科學和法律才是維護一個社會健康發展的鐵律。

　　然而，這種輿論傾向恰恰反映出了當今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嚴重撕裂、社會底層人群深刻的被剝奪感，以及對「精英人群」及其背后各種權力之手的信任喪失。而這，正是古今中外一切社會矛盾集中爆發的焦點。

　　輿論的進步與不足

　　所幸，從這起事件中能夠看到一種新趨勢的出現：公共輿論中正出現更多理性、更多角度的聲音。近如新鄭強拆案、遠到孫英杰案、唐慧案，我們都會發現，不同以往那些不分青紅皂白就站在「弱勢群體」一邊，動輒揮舞著「底層」、「公平」、「同情」大旗的道德審判聲，這些時常被貶損為「理中客」的觀點確實正在修正對一些事情已經形成的刻板看法，從客觀上起到了主流媒體所本應起到的作用。這一次湖南產婦死亡案，就意外地讓民眾認識了「羊水栓塞」這一急症，也推動了輿論中一次普及醫療常識的難得溝通。

　　可是，與越來越成熟的輿論和網民相比，媒體在新聞報道水平上依舊停留在一個較低的水準，在此次事件中，正是相關媒體不專業的采訪和具有傾向性的報道成為了事件的放大器。作為「第四權力」的社會公器，如何更好承擔向公眾揭露事實真相，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社會責任，是在當今行業變革大潮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到今天，這起事件似乎又進入了一種十分熟悉的「爛尾」狀况，已經有聲音在懷疑是否有一隻無形的權力大手在制造著這種「消聲」。為了消除社會上瀰漫的不信任感，為了還事件各方面一個清白，為了維護一個正常社會秩序的底線--透明和真相，我們在呼喚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