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金融中心的演變及展望
深圳經濟研究中心 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聯合課題組
從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發展歷史來看，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隨著19世紀中後期國際分工的深化和世界大市場的形成，國際金融活動才在世界一些主要地區相對集中並催生一批地區性和國際性金融中心出現。到20世紀80年代，全球己開始形成多元化、多層次的國際金融中心格局，倫敦、紐約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逐步確立。從他們的發展演變歷程來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是作為國內金融中心發展階段。從資本配置角度來看，在金融中心形成的最初階段，一個城市主要是利用國內資金來促進本國產業發展和國際貿易往來，並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金融業在本地區的聚集。在該階段，金融中心基本只為國內企業和居民提供金融仲介服務，金融交易貨幣為本國貨幣，業務局限於國內市場。該階段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以倫敦、紐約為代表的經濟推動型，另一種是以新加坡為代表的政府主導型。
二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發展階段。在該階段，金融中心開始為本地區的客戶提供跨國或跨地區金融仲介服務，金融交易貨幣不再局限於本幣，業務拓展至周邊國家和地區。要想達到這個階段，金融中心需要以整個國家為依託，順應時代潮流需要，緊抓機遇發展。以倫敦為例，始於18世紀中期的工業革命使得英國經濟實力極度增強，對外貿易迅速擴張，殖民地遍佈全球，英鎊逐漸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貨幣儲備，倫敦在國家對外金融政策的導向和促進下，發展成為當時的國際貿易和匯兌的結算中心，形成了廣泛的國際影響力。
三是金融中心發展的全球化階段。這個階段是金融中心發展的最高階段，即我們所說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在該階段，金融中心具備了為包括本地區在內的全球客戶提供金融服務的能力，其金融市場的業務最為廣泛，包括了國際上全部金融市場的活動。要想上升到這個階段，僅僅做大做強金融中心的規模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要有全球戰略眼光並能採取有效行動。20世紀50年代，英國政府抓住冷戰時期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等對美元的需求，大力支持離岸美元市場發展，使倫敦形成當今繁榮的歐洲美元市場。同時，英國政府在80年代和90年代兩次強有力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激發了倫敦金融中心的活力，恢復了倫敦在多數金融交易市場份額的領先地位，奠定了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地位。紐約的發展情況也有類似之處，通過抓住二戰之後的歐洲復興計畫，有效拓展了歐洲市場，大幅度提升了自身國際化程度，並且憑藉美國日益強大的經濟實力以及美元的霸權地位成為另一大全球性金融中心。
從以上全球性金融中心的三個演變階段可以發現，倫敦和紐約能夠發展成為全球性金融中心的核心因素有以下幾點：一是經濟因素，英國和美國一段時間內都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二是政治因素，英國和美國一段時間內也都是全球的霸權國家，國家和地方政府在推動倫敦、紐約成為全球性金融中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三是區位因素，倫敦和紐約位於歐洲和美洲大陸的兩端，都是極為重要的航運貿易中心，分別服務歐洲和美洲經濟；四是貨幣因素，英鎊和美元都是重要的國際貨幣，都曾一度統治全球國際貨幣體系；四是法律制度因素，倫敦和紐約採用的都是普通法系，有著較為適當的金融監管，市場化程度很高。
展望未來，倫敦和紐作為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地位很難在短時間內被替代，不過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不排除有新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出現。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金融格局產生了深刻的變化，世界經濟正在向歐盟經濟區、美洲經濟區、東亞經濟區多極鼎立的格局演變，亞洲的經濟地位不斷提高。隨著亞洲經濟的崛起，全球的金融資本、人才、市場等金融資源加快向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新興市場轉移和集聚。在此背景下，亞洲的各個國際金融中心將獲得新一輪的發展機遇，一定程度上存在誕生一個新的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可能性。
從全球經濟發展來看，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亞洲經濟的快速發展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大亮點。在可預見的未來，亞洲將至少存在包括中國、日本和印度在內的三個經濟大國，亞洲人口將達到全球總人口的60%，而經濟規模將超過世界經濟總規模的二分之一。從這一角度看，亞洲需要也應該存在一個與經濟規模相適應的，與倫敦、紐約相看齊的全球性金融中心。
亞洲各國也都清楚目前世界金融和亞洲金融的佈局狀況，紛紛加大建設金融中心和發展金融業的力度，力爭搶佔亞洲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寶座。
首先是日本東京。雖然東京近十幾年來在全球的金融地位下降，但東京在金融中心建設上仍有著多方面的優勢，諸如日本龐大的經濟體支撐、排名世界第二的股票市場規模、極具實力的金融機構等。近年來，在日本經濟復蘇的鼓舞下，東京提出了重塑金融中心的口號並採取了諸多措施，從GFCI排名中，東京所取得了明顯的進步，目前排名世界第五，我們也可以看到東京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效。不過，東京在金融中心建設方面也有一些的明顯劣勢，諸如監管環境僵硬、國際化程度較低、國際化的金融人才較少等，同時日本政府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極大地影響了周邊國家對東京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接受程度，因此在短期內東京想成為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希望不大。
其次是新加坡。自在上一世紀七十年代抓住機遇建立亞洲美元離岸業務中心以來， 新加坡政府一直非常重視把新加坡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問題，在全面開放市場的同時，不斷加強金融創新，鞏固提升自己作為亞洲美元離岸中心、財富管理和私人銀行中心的地位。新加坡是舉世公認的美麗的花園城市，城市基礎設施相對比較先進和完善，是亞洲重要的航運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在社會管理制度、經濟發展模式和人文價值觀方面都有自己突出的特色。在GFCI排名中，新加坡長期排行第四，其所得指數值接近香港。不過，新加坡是城市型國家，自身經濟規模較小，金融發展的腹地不足，金融市場規模很難得到突破，因此也較難成為世界金融的第三極。
第三是韓國首爾。韓國作為亞洲“四小龍”，在加強產業發展的同時也極為重視金融業的發展，近年來韓國加大金融制度改革力度，學習倫敦“金融大爆炸”經驗，推動金融創新和金融市場發展，加大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力度。首爾作為韓國的首都和金融中心，在GFCI排名中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快速提升，在2007年第1期GFCI中排名第43位，而在2013年第13和第14期GFCI13中分別排名第9和第10，也就是說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首爾是全球前十大國際金融中心，其金融中心建設成就從中可略見一斑。目前首爾在金融衍生產品開發和交易上，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面，憑藉韓國特殊的民族精神以及韓國社會經濟諸多優勢，首爾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亞洲不可輕視。不過，由於韓國經濟總體上是一小國，首爾金融中心有腹地有限，同時其國際化程度也較低，因此短期內要發展成為亞洲金融中心龍頭還是有很大的難度。
第四是阿聯酋迪拜。自2004年9月迪拜政府決定設立迪拜國際金融中心（DIFC）以來，迪拜憑藉其石油資源、優越的地理位置、優惠的稅收制度和開放的市場等方面優勢，僅用了三年時間就成為中東地區最為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在第3期GFCI中，迪拜曾排名第24位。善於把夢想變成現實的迪拜人，正在做著下一個夢——把迪拜建成全球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不過，自迪拜發生債務危機以來，其金融中心地位明顯下降，同時迪拜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還存在諸如腹地經濟不足、經濟多樣性不夠、與全球文化融合障礙較大等問題，因此發展成為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可能性也較小。
綜合來看，亞洲全球性金融中心應該落在中國，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崛起以及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以香港、上海、深圳等現有金融中心為基礎，中國應該也有能力建設自己的全球性金融中心。
中國建設全球性金融中心的意義
自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金融格局面臨深度調整，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先後陷入主權債務危機，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發達經濟體增長緩慢，2012年世界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至3.2%，復蘇形勢弱於市場預期。在財政空間受限的情況下，為拉動經濟增長，主要發達國家紛紛推出超寬鬆貨幣政策，美聯儲於2012年兩次增加資產購買規模，歐央行推出了無上限的短期債券購買計畫“直接貨幣交易”（OMT），日本央行五次擴大資產購買規模。雖然自2013年以來美國量化寬鬆政策近期出現退出的跡象，導致一些新興經濟體如印度、印尼等熱錢大量流出，本幣大幅貶值，但總體上發達國際經濟增長缺乏清晰動力，歐元、美元債務影響無法短期內消除，因此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將會持續較長時間，可能存在波動但總體貨幣環境將保持在寬鬆的狀態。受此影響，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也將放緩，本幣升值、對外負債增加、資產價格泡沫增大的基本狀態也將維持。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總背景下，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市場將逐步開放，從而金融市場的波動和相關風險也將加大。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亞洲經濟的龍頭，建設一個全球性金融中心將有利於世界金融格局的完善，形成世界金融三足鼎立的局面，提高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提升世界金融體系的穩定程度和有效程度。
從國內看，我國經濟發展落入中速區間，面臨全面的經濟結構轉型調整。“十二五”以來，受國際複雜嚴峻經濟金融形勢和國內經濟結構性失衡影響，我國經濟增速從過去三十年的平均10％以上下降到2012年和2013年上半年的7.8%和7.6%的中速水準。展望未來一定時期，無論是從全球經濟金融形勢變化的倒逼壓力，還是從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看，我國經濟增長所依賴的人口、工業化和外需市場三大紅利都將減少乃至消失，我國將進入全面的經濟結構轉型調整期，社會經濟發展面臨新的挑戰和壓力。黨的十八大報告宣告中國進入統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體制“五位一體”的全面深化改革階段，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釋放改革紅利，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我國未來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統部署，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要取得決定性成果。在金融體系改革方面，提出“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健全反映市場供求關係的國債收益率曲線。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專案可兌換。”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和血液。金融資源既是資源配置的物件，又是配置其他資源的途徑，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與經濟發展之間有著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緩和和解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所面臨壓力的有效途徑是加強金融業發展，建設一個與經濟地位相適應、對全球金融資本擁有足夠控制力的金融中心，促進我國金融體系與國際金融體系更好整合，為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綜合國力不斷提升和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的中國，從經濟大國到經濟強國，提供強有力的金融支援。雖然目前中國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已經有一個較為成熟並具較好國際影響力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以及國家戰略推動建設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但兩者現有地位和影響力與中國的經濟地位尚不相稱。從長遠發展來看，中國擁有一個全球性金融中心對保障國家的長期國際競爭力和社會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可以提供有效的融資平臺，滿足一個大型經濟實體的持續發展需要。大量國際金融活動的集中進行可以提高我國金融市場的廣度及深度，促進資產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實體經濟部門對資產資源的有效利用。當前我國經濟增長過分依靠投資和出口，消費相對疲軟，中國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不足。在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中國經濟增速驟然下降，充分說明中國現行經濟增長模式的脆弱性，同時也彰顯通過經濟結構調整、提高中國消費水準來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的重要性。國際經驗表明，金融業的健康發展，並通過發揮其風險轉移與分散、資源跨期優化配置以及財富效應等功能，對居民消費水準的提升可產生顯著的擴張效應。中國佈局和推進全球性金融中心建設，通過推動金融產業的發展，為居民提供多樣性的金融工具服務，無疑將促進中國消費水準的提升，將從根本上促進中國經濟結構的改善和優化。
二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將在金融工具的全球定價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提高中國在有關的國際準則及政策的制定上所能發揮的作用。從中國經濟自身發展角度看，在現有的發展水準下已經受到不能有效參與世界金融體系的極大制約。由於中國目前在世界金融體系中沒有良好的影響力，致使中國儘管在實物資源的供給和需求方面有著較大的影響力，但卻沒有資源的定價力，只能較被動地接受價格。中國在美元債券、石油、鐵礦石和中國製造品供應等方面所造成的損失和帶來的傷害已經深為慘痛。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的資源約束瓶頸必然加劇。如果中國在世界金融體系中長期沒有控制力和影響力，中國要吃的苦頭也必然更多更痛。
三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建設有利於國家有效分散和控制經濟金融風險，保障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來自全球的眾多擁有不同風險偏好和承受能力的參與者，以及服務於不同參與者、創新各種不同收益和風險組合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金融機構，使得經濟和金融系統風險得以在全球分散配置，有效防範金融風險的擴大化和無序蔓延。
四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建設將促進我國金融改革，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金融發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金融總量指標屢創新高，已經成為公認的金融大國，但還不是金融強國。當前我國金融發展還面臨著金融體系發展不平衡、金融市場效率較低、寡頭壟斷現象嚴重、金融創新能力落後等諸多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了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要求和方向。推進全球性金融中心建設，將助于我國金融體系進一步與國際金融體系相接軌，推進各項金融體系改革措施。
五是全球金融中心建設有利於中國更好承擔大國責任，提升大國形象，更好促進全球金融穩定和平衡發展。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和在世界經濟中佔據越來越高的份額，中國對世界經濟和金融的影響力變得越來越大，需要擔負起更多維護地區和全球金融穩定和平衡發展的責任。只有推進全球性金融中心建設，才能有助於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事務中的話語權，從而真正起到加快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推進國際金融新秩序建立、促進全球金融發展穩定的作用。中國需要以全球性金融中心建設為突破口，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逐漸平衡和優化中國參與國際金融業務的收益與風險。
中國建設全球性金融中心的途徑
中國建設全球性金融中心有著很好的基礎，中國的兩大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和上海已經具備較好的國際影響力。上海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在金融中心建設方面有著諸多的優勢。一是政策優勢，把上海建設成為中國內地的國際金融中心是既定的國家戰略，同時還承擔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和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歷史使命，在金融制度改革和金融業發展方面有著諸多中央政策支持。二是規模優勢，上海是中國內地最為重要的金融市場中心，金融業和金融市場發展已有相當規模，2012年上海金融業增加值388億美元，占GDP比例12%，股權市場市值規模2.55萬億美元，占全球股權市場總值的4.7%，上海商品交易所螺紋鋼等四個產品的期貨交易量名列世界第一。三是上海有著優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底蘊和雄厚的經濟基礎，上海金融中心以長三角地區為直接經濟腹地，具備對整個中國經濟良好的金融輻射服務能力；上海歷史悠久，曾經是世界東方最繁華的城市；上海2012年GDP突破2萬億元，位列全球前十。此外，上海基礎設施建設先進，氣候宜人，國際化程度較高，是全球高端人士的理想居住地。不過，想把上海打造成為全球性金融中心也存在諸多困難和障礙，其中最為重要的有兩個方面。一是短期內受中國金融市場開放的約束，前文已經說明中國在短期內並不能完全開放資本項目，從而導致上海金融中心的資本國際通道受阻，無法發揮作為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國際定價中心等功能。二是長期來看，即便我國全部實現了資本專案的開放，上海所處的法律環境和監管環境也難以與現有兩個全球性金融中心完全接軌，因此也就難以實現全球性金融中心所有具備的功能。法蘭克福金融中心發展的實際經驗可以佐證這一結論。德國作為歐元區的核心國是歐元區經濟發展的支柱和引擎，法蘭克福作為歐元區央行所在地，在城市建設、經濟發展等方面都具有良好的優勢，但自歐元區成立後法蘭克福並沒有如早期預期的那樣替代倫敦成為歐洲的全球性金融中心，究其主要原因是德國採用的是大陸法系，與美英所主導的普通法系不相容。總之，要想把上海建設成為全球性金融中心，困難相當之大。
其次是香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方面已經取得豐碩成就，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長期排名第三，僅次於倫敦、紐約。香港地理位置優越、城市建設先進、商業環境自由、金融產業發達、監管環境有效、稅收成本較低、國際化程度極高、語言環境英語較為通用，特別是採用的司法制度為普通法系，法制環境與倫敦、紐約相相容，有著建設全球性金融中心的良好基礎。香港自身也有著把香港建設成為全球性（世界級）金融中心的發展目標。不過，香港作為一個小型經濟體也有著發展金融的天然弱勢，最大的障礙是經濟腹地不足。與倫敦和紐約相比，香港金融發展的差距還十分明顯。一是在規模相對較小，香港金融業增加值不到倫敦的二分之一，紐約的五分之一。香港股票市場雖較具國際競爭力，但總市值也還不到紐約的五分之一。二是香港金融市場結構不完善，香港債券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商品衍生品市場發展非常落後，市場規模基本沒有國際影響力。三是本土金融機構實力較弱，香港無論在銀行、證券或保險方面都沒有可以排名全球前列的本地金融機構。四是創新能力較弱，從全球範圍來看，香港基本是一個金融創新產品輸入地區，向國際輸出的金融創新較少。因此，香港如果孤軍奮戰，單靠自身力量，很難成為可以與倫敦、紐約相看齊的世界級國際金融中心。
不過，我們應該注意，緊鄰香港的中國最年輕的新興城市——深圳在金融中心建設方面近年來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一是深圳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完善，社會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十二五”以來，深圳特區一體化、國際化城市建設及前海合作區開放開發全面推進，地鐵、機場、高速公路、保障房等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突飛猛進，在外向型經濟發展受到制約的環境下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支柱產業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勢頭，保障深圳經濟實現持續健康發展，地方生產總值保持10%以上高增速，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
二是金融產業規模較好，發展速度較快。截至2012年底，深圳金融業增加值、金融業總資產、金融從業人員數量分別達到1819億元、5萬億元和12.8萬人，在中國內地僅次於北京和上海。其中，金融業增加值自2003年以來的十年年均複合增長超過22%，金融發展速度猶如火箭，屢屢創造歷史奇跡。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14%，接近香港15%的發展水準。
三是金融市場規模較大，市場結構較好。深圳也是中國內地的第二大資本市場中心，截至2013年6月21日，深交所共有上市公司1537家、上市基金產品255種、掛牌債券品種422只。此外，深圳上海黃金交易所的夜間交易地，截至2012年底，深圳黃金夜市當年成交11.2萬噸和1.16萬億元，分別占全國交易量和交易額的53.1%和33.9%。深圳地方要素市場建設也有著良好的發展，深圳先後成立了前海股權交易中心、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深圳農產品交易所、深圳文化產權交易所、深圳聯合產權交易所、前海金融資產交易所、深圳排放權交易所等要素交易平臺，多管道促進市場交易要素優化配置，吸引各地資本集聚深圳，有效提升了資本活躍度。
四是深圳金融體系完善，金融機構實力強勁。截至2013年上半年，深圳擁有各類金融機構296家，其中銀行類機構83家，排名全國第三；證券公司17家，排名全國第三；基金管理公司20家，排名全國第二；期貨公司13家，排名全國第三；保險公司法人機構17家，各類保險經營主體69家，排名全國第三。特別是，深圳本土法人機構整體實力強大，有著一批以深交所、平安保險、招商銀行、國信證券、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博時基金管理公司、中國國際期貨經紀公司、深圳創新投資集團公司等為代表的國內外知名金融機構。
五是金融創新能力較強，深圳有著良好的金融創新條件和氛圍。“創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深圳良好的市場環境和獨特的人文環境與金融創新相適應，深圳特區成立以來，深圳創下了全國金融界100多項“第一”。
六是金融中心地位逐步提升，在2013年第14期GFCI中排名全球第27，在中國內地作為全國性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漸穩固，在CDI中國金融中心指數中穩居第三。
七是前海建設開發成為國家戰略，搭建了與香港深化金融合作的良好平臺。2012年7月頒佈的《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開發開放有關政策的批復》明確賦予前海在金融、財稅、法制、人才、教育醫療及電信等方面實行比經濟特區更加特殊的先行先試政策，支持前海現代服務業體制機制創新和實現集聚發展，特別是支持前海在金融改革開放創新方面先行先試，以貨幣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開放試驗為重點，以接軌和服務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建設為內容，不斷擴大金融對外開放，深化與香港在金融領域的全面合作，建設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視窗。
如果聯合香港和深圳的力量，深化深港合作，締造港深國際都會，各自發揮在金融中心建設方面的優勢，相互彌補劣勢及不足，則建設全球性金融中心可能性和可行性極強。首先，在金融產業規模上，深港兩地2012年金融產業增加值相加達到688億美元，接近倫敦899億美元；兩地2012年末股票市場市場相加達到3982億美元，超過東京、倫敦，成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場。其次，在經濟腹地上，深港兩地2012年GDP相加達到4723億美元，超過倫敦2010年4280億美元的經濟規模，在有效打通深港之間跨境資金流動的前提下，港深金融中心將能直接輻射中國內地經濟，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十年後很可能成為第一大經濟體）為腹地，比倫敦以歐洲為腹地的條件更為優越。第三，在國際化方面，香港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體系將會發生巨大作用，香港與倫敦、紐約相相容的法制環境、自由的商業環境、規範的金融監管環境，可以方便接通倫敦、紐約等國際市場，既可以吸引全球金融資源集聚，又可以對全球市場進行金融資本和服務的輻射。第四，在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功能方面，中國經濟是世界各類資源的供給或在需求方面有著較大的市場份額，市場參與者眾多，在人民幣國際化背景下，港深金融中心有可能發揮各自優勢吸引這些參與者參與集聚，建設各類主要資源人民幣、美元雙櫃檯交易市場開始，逐步創造各類主要資源以人民幣計價的“港深價格”，如“港深利率”（相對於LIBor）、“港深人民幣匯率”、“港深人民幣石油價格”、“港深人民幣黃金價格”等，為中國經濟確立金融資產和大宗商品的國際定價權。當然，深港共建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困難也很多，如何形成資金在深港之間暢通流動機制，以及兩地如何深化金融合作形成雙方共贏的良性合作機制，是其中的最大困難，這需要中央、香港和深圳三方面立足國際長遠戰略共同推動解決。
總之，在中國建設與倫敦和紐約相看齊的全球性金融中心極具戰略意義，在中國經濟快速崛起和人民幣國際化的背景下，中國也有著建設全球性金融中心的良好基礎和條件。上海和香港雖然都有一定的能力獨自建設全球性金融中心，但總體上上海受我國資本項目管制以及我國大陸法制環境的約束，香港受經濟規模和金融規模的約束，短期內都很難建設成為與倫敦、紐約相看齊的金融中心。而如果聯合香港和深圳的力量，深化深港合作，發揮深港各自優勢，彌補劣勢和不足，共同締造港深國際都會，則建設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較高。同時，我們也看到港深共建全球性金融中心與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國家戰略並不矛盾。世界上同時存在兩個及以上國際金融中心的國家比比皆是，中國作為世界第二、未來很可能是第一的經濟大國，建設兩個國際金融中心完全合理。因此，在國家戰略層面，確立深港建設全球性金融中心的戰略也有較好的可行性。
此研究報告由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張建森博士團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