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時代週報記者 趙妍 發自廣州

　　“大地冰封，無雲的天空下是白雪覆蓋的稻田，反射的光線如此強烈，讓人不得不捂住眼睛。視野裡一片平坦，沒有生機。”

　　這是冬至日的下午3時22分，美國人邁克爾·麥爾(Michael Meyer)走在一條兩車道的水泥路上，鬍子上結滿了冰碴。他的目的地不是他在明尼蘇達州的家鄉，而是中國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區孤店子鎮大荒地村，他腳下的這條路叫紅旗路。

　　以這樣富有畫面感的開頭，《再會，老北京》(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 Life in the Vanishing Backstreets of a City Transformed)的作者邁克爾·麥爾帶來了他的新作—《東北遊記》(In Manchuria: A Village Called Wastelan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2015年2月，這本書已經在美國出版—目前，上海譯文出版社已經取得該書的中文版權，預計將在年底出版此書。

　　從老北京的胡同裡走出，這一次，麥爾將目光投向了中國東北的廣袤農村，投向了改變中國命運的城鎮化洪流的最前線：大荒地村。

　　大荒地村(麥爾把它翻譯成Wasteland)是麥爾妻子的家鄉，位於吉林省吉林市北部，距離市區只有25公里，面積10平方公里，轄6個自然屯9個村民組，總人口3900人，共約920戶。這裡以種植高品質的大米著稱。

　　在諸多中國媒體的敘述中，大荒地村的故事開始於2000年。那一年，劉延東和劉延峰兩兄弟成立了東福米業，一路從小作坊開始，最後成為全國的典型—用《農民日報》的說法，是“通過‘村企合一’，深挖農業，建立了一種鄉村與企業間互助互動的共融共生機制，推動了農業現代化、農民就地城鎮化、農產品加工業及鄉村服務業等的發展，在一個村莊的基礎上濃縮‘四化同步’實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傳統農區推動‘四化同步’的微觀樣本。” 劉延東本人也成為東北的“能人”。

　　當然，這不會是麥爾告訴你的故事。在他的筆下，通過一個個人與故事，中國農村城鎮化呈現出複雜、多元的另一面。在麥爾的視野裡，有的農民拒絕“上樓”，認為放棄宅基地就意味著失去自己的菜園和雞圈，老年人也因為擔心腿腳不便無法爬樓梯而對“上樓”心懷忐忑。最重要的是，善打小算盤的中國農民們認為，放棄土地就意味著打賭大米的價格在協議到期之前不會再上升—大米的價格明明一直都在上升。當然，對麥爾來說，大荒地村只是變化中的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他還會從大荒地村走出來，走向遼闊的東北。

　　大荒地村反映中國農村轉型

　　時代週報：寫完老北京之後，你為何會把目光轉向大荒地村?我知道那裡是你太太的家鄉。但除此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邁克爾·麥爾：如果你想讀一本書，而這本書不存在，那就是時候寫一本這樣的書了。而且，在我寫完《再會，老北京》這本關注中國城市轉型的書後，我也希望瞭解更多有關中國農村的轉型故事。

　　時代週報：你看過(趙)本山傳媒拍攝的《鄉村愛情故事》嗎?在中國，其他地方對東北人的印象基本來自兩個方面：1.春晚小品;2.《鄉村愛情故事》。你在大荒地村接觸到的東北農民是什麼樣子的?誰的故事讓你印象最為深刻?

　　邁克爾·麥爾：東北農民在我印象當中是勤勞踏實，同時挺有幽默感。這很像我美國家鄉明尼蘇達的農民，在美國中西部的那些人。在大荒地村，最為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經歷了過去五十多年大規模的實驗以及經濟制度轉變之後，這些農民依然還是埋頭苦幹。現在已經是2015年，很顯然，相比較中國其他農村，大荒地村是更為繁榮和富裕的。

　　時代週報：你說，希望《東北遊記》可以讓中國讀者(當然也包括美國讀者)瞭解他們可能看不到的中國的一個角落。但《東北遊記》的記錄物件是一個相對富裕的東北鄉村，你也曾在四川農村呆過—那裡相對貧窮，這會不會形成另一種偏頗的印象：以為中國農村都已經像大荒地村一樣富裕了?

　　邁克爾·麥爾：這確實是個很好的問題，我也在書的第一章就強調了大荒地村絕非中國農村的典型形象。但大荒地村確是反映中國轉型方向的案例—它可能會是引發全國範圍內變革的發源地。

　　農村商業化的利弊

　　時代週報：你對於大荒地村能人是什麼印象?

　　邁克爾·麥爾：他們是有野心的人，經過十多年的努力，也確實用能力實現了自己的野心：在我這本書的最後記錄的“希望村裡的事業能夠更為成功，產出安全、高品質的大米，從而讓整個村都能獲益”。

　　時代週報：大荒地村如今成了中國城鎮化的典型，大荒地村被稱為是一個“傳統農區推動‘四化同步’的微觀樣本”，東福米業無疑是該村的經濟支柱和形象代表。這樣的核心地位，是不是讓大荒地村更像一個資源與人力都更為集中化的公司?商業化對大荒地村的影響有多大?

　　邁克爾·麥爾：用英文來說，大荒地村現在已經成了“company town”，這個詞描述的是一個企業控制著一個村莊的命脈。它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壞事。在我書的最後，一位東福米業的經理說，公司甚至已經在考慮把大荒地村的村名改成“東福”。

　　時代週報：目前，中國正在召開兩會。這十幾年來，有關農村城鎮化和土地改革一直是中國政府最為關心的話題。在你看來，大荒地村是否能稱作這兩個方面改革的樣本?

　　邁克爾·麥爾：在大荒地村，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實行城鎮化的成果—道路修繕得更好，新建的學校，快速的互聯網速，以及新建的公寓樓，如果農民願意放棄自己的土地並允許種植水稻，他們就可以搬入公寓居住。至於土地改革，他們已經有了非常強的食品安全和對抗污染、注重環保的意識，但除了將自己家的土地租賃給東福米業，他們本身並沒有太多的變化。他們土地的所有權長達30年，在此期間不可以買賣，因為這樣就違法了。但同時他們也無法將土地抵押給銀行獲取資金，用於買機器或者種子之類。這就是為何企業在其中具有相當的優勢：企業可以通過融資擴大規模，而個體的農民無法與企業的這種模式相抗衡，一沒資金，二沒先進的工具。

　　時代週報：土地改革是中國農村城鎮化繞不開的話題。不久前，太倉市農民仇永興用2897畝農田經營權作抵押，得到了3000萬元貸款，成為蘇州農村土地貸款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大荒地村的村民們對土地持有何種態度?是放棄土地住進樓房的人多，還是固守土地的人多?

　　邁克爾·麥爾：這主要還是代際差異，就像老北京胡同一樣。在大荒地村，老年人更傾向於在田裡耕作，而他們的孩子一代往往更願意搬到城裡居住，或者至少不幹農活。事實上，我從來沒見過孩子那一代的人幹農活，他們的父母也並不希望子女再重蹈覆轍—他們應該上學，上大學，然後找一份白領的工作。

　　時代週報：費孝通評價中國農民很“土”，你認為他的這個描述很准。為什麼?在經濟富裕的大荒地村，農民紛紛放棄土地住進了樓房，費孝通的這個評價還說得通嗎?

　　邁克爾·麥爾：農民就算在村裡蓋了座宮殿，也還是農民的味兒。我覺得費孝通這個描述非常准，即便是當下。而且說“土”不是貶義，是讚美。沒有那一代人開墾農田、辛勤勞作，哪裡有中國如此發展、繁榮的今天?

　　寫作“陌生”的中國

　　時代週報：你的太太如何評價《東北遊記》這本書?

　　邁克爾·麥爾：就跟美國人堅信政教分離一樣，在我們家，關於工作也有一個分離：我太太是位律師，我從來不評價她的律師工作，而她也不會來評價我的作家工作。我相信只要我寫作的內容忠於那些被描繪的人們，她就一定會認同。

　　時代週報：你說還想寫一部有關中國南方的書，為此還要學習廣東話，這個計畫目前進行到了哪一步?有關中國南方，你最想知道的東西是什麼?

　　邁克爾·麥爾：我現在已經當了爸爸，所以我想接下來一年我的主要任務是教兒子閱讀，而不是寫作一本新書。至於中國南方的故事，我想交給我們家未來的小作家完成。

　　時代週報：2015年是你到中國20周年。在這20年裡，你在四川農村、北京胡同和東北村莊之間輾轉，是什麼情感促使你在中國呆了這麼久?

　　邁克爾·麥爾：我在中國住著感到舒服—我的意思是我習慣了。我懂得如何獨立地工作、旅遊以及接受官僚機構的教導。這對於一些西方作家或者中文作家來說可能是具有挑戰的。但更為重要的是，我非常樂於寫作當代中國，因為在這些故事背後有非常深刻的歷史可以追溯。在《再會，老北京》裡，我將大柵欄裡的日常生活與600年的歷史相結合。在《東北遊記》裡，我將讀者帶到大荒地村人的生活裡，同時裡面富含了東北過去400年的精彩歷史。這是非常有趣的工作。而且我也樂於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向美國讀者介紹中國的地方風貌與人民，否則這些可能他們永遠不會知道。但是許多中國讀者也從我的書中讀到了“陌生”的中國，我覺得這就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