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畅

　　美國人已經患上了一種“病”，那是一種叫做“霸主患失症”的病。

　　它到處勸人不要加入亞投行基本可被視為這種病的早期臨床表現之一。這種病大致是美國曆來秉承的塑造“假想敵”的思維習慣同它在面臨當前的困難形勢所表現出來的複雜心理的怪異雜交，這些心理包括自卑、懷疑、孤獨、恐懼，還包括與這些形成另一個極端的自大、盲目、剛愎、暴躁等。

　　約瑟夫·奈最近撰文說，中國的崛起並不意味著美國世紀的終結，大國的興衰交替和世界秩序的轉變都是以百年計的，而中國崛起才剛剛開始，美國仍能保持優勢。他或許是在安慰美國人要以平和的心態看待同中國的關系，但很顯然，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尤其是政治家和決策者們已經越來越浮躁，聽不進奈的話，坐不住了。

　　新一輪美國總統競選活動的開啟，給世界觀察美國“霸主患失症”的最新發展提供了良機。對中美關系而言，無論是希拉裏還是共和黨人上台，美國在亞太的戰略調整(無論叫“再平衡”還是其他名字)都肯定會繼續，因為它似乎已經別無選擇。現在奧巴馬似乎在對中國的時候表現得較“弱”，因此未來美國需要一個“硬”的總統，這給中美關系帶來更多不確定性。受到中國在亞投行上的成功以及“一帶一路”的刺激，新政府肯定會對中國進行某種“反撲”，而不去考慮中國人為什么要這么做：是真的想取代美國?還是被美國和西方主導的主流國際治理體系逼到無奈?它不會去考慮在中美關系上，誰才是應該更負責任的一方，誰應該真正在戰略層面上為兩國關系緊張乃至走向沖突埋單。可以想見，在這種思維驅使下，兩年後無論誰是白宮的新掌門人，中美關系都很有可能迎來比現在更困難的局面，這不是曆史上屢屢出現的“新總統上台初期總會對華強硬一段時間”的現象的簡單輪回，而是美國越來越寄望於在“機會之窗”還算有利於自己的時候向中國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現在做總比等中國強大了我管不住它的時候再做的好!”美國人因為“霸權病”而逐漸強化的這種想法已經越來越挑戰中美關系的基本面，並終將損害美國人自己的利益。

　　所以，美國人現在滿腦子想的就是如果自己被別的大國取代了怎么辦，滿眼盡是中國“咄咄逼人”。中國目前在總體戰略態勢上是防禦性的，不尋求挑戰美國地位和顛覆現有國際體系和秩序，只是在戰術上，中國越來越積極作為，但這是出於通過戰術上一定程度的主動塑造來保障戰略上的穩定與安全的目的，並沒有根本破壞現有秩序。但美國已經把中國在戰術上的進取看成了戰略上的修正和顛覆，無暇思考自己的責任，也沒時間考慮如何調整和完善自己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和賴以立國的民主政治，簡言之，就是根本沒有一個對內完善、對外統籌的大戰略。美國可能變得越來越傾向於毫無頭緒的四面出擊，越來越易受刺激而暴躁易怒，對任何來自於中國的帶有一點“變革”色彩的舉動都視作對自己的挑戰而加以遏制，只想著如何“預防”中國崛起，而不想自己如何變革。

　　對於亞洲而言，美國這種“霸主患失症”很有可能讓亞洲人的利益付出更大代價。不論亞洲人願意與否，這片土地似乎已經越來越成為中美兩大國的角力場，韓國、澳大利亞等在亞投行問題上在中美之間左右搖擺就是鮮明例證。而中等國家在大國間的搖擺和被拉扯很大程度上並不是由於中國的咄咄逼人，而是由於美國人的擔驚受怕。在亞投行之外，美國人的“霸主病”還將體現在它會更加涉足台灣問題、南海問題、緬甸民主化問題等，就是要同任何與中國有關的事情都插一腳，而且隨著中國力量越強大，美國人的腳插得越深。美國在這些問題上真的有什么“大戰略”嗎?或許可以冠之以“亞太再平衡”2.0、3.0的名頭，但這樣的“戰略”究竟意義何在?它就是想利用一切手段“拖”住中國，但“拖”就是其戰略的最終目的嗎?恐怕連美國人自己也沒弄明白。

　　總的來說，美國的病對亞洲的未來而言是非常危險的。美國人自己開啟了全球化的進程，但它始終無法轉變自己的思維方式，從別人的視角看待現實的問題。當中國人已經在倡導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的時候，美國人的思維還停留在在南海、台灣給中國人使絆、調整自己的聯盟體系構築起“遏阻”中國的防波堤的層面上，簡言之，就是停留在通過運用冷戰式的舊有安全思維來處理全球化和地區合作中的問題。而正是在這些問題上，美國人的冷戰思維和霸權利益同亞洲人對和平與發展的利益追求是背道而馳的。全亞洲都有可能被拖入中美大國博弈的“戰場”裏，而這個“戰場”並非中國為了挑戰美國地位而有意為之，而是美國出於其病態的遏制中國崛起的“預防性戰爭”的心理需要而構築起來的.

　　歸根結底，中國是在與一個“危險”的霸主打交道。霸主對國際秩序的主導和影響是非常直接的，體系和秩序的“轉身”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霸主如何轉變自己。現在的問題是，這個霸主對現有國際體系和秩序仍具有較強掌控力(雖然部分方面有所下降)，而這個霸主又似乎變得正越來越憂鬱、焦躁乃至暴戾，它自身維護霸權的需求越來越同這個世界關於權力內涵重塑、秩序轉型的需求相違背，在這個時候，崛起中的中國必然被推到風口浪尖上，同美國正面沖撞的前景猶如陰霾般籠罩在中國人和美國人的心上。只要美國人不能從根本上拔出這種“霸主患失症”的心理根基，只要美國全民族的智能還沉浸在舊有的戰略思維中無法自拔，那么無論是希拉裏的民主黨上台，還是風頭正勁的共和黨執政，都無法根本改變中美對沖的危險前景，而且隨著這種病深入美國社會的骨髓，新的政府反而更會成為中美互信崩潰和全面對抗的最有力推手。

　　總之，面對愈加積極作為的中國，美國會更熱衷於運用自己一直以來都十分擅長的“零和哲學”來處理中美關系，而中國則出於某種“戰略規避”或“戰略模糊”的需要，會避免運用“零和方式”，在“積極有所作為”碰到美國的強烈抵觸的時候，會轉而尋求“積極管控風險”的非零和路徑，但風險/危機管控並不能切實提升雙方的戰略互信，因此或許可以預見，中美關系在未來十年內會經曆一個大仗打不起來、危機比現在更多、相互心照不宣但信任度不高的“戰略漂流期”。

　　要讓美國人治這個“病”，應推薦他們好好看看三本書：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以及亨利·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跳出狹隘的美國曆史觀，反思自己民主政體的弊病，從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演進和“世界政治”而非“國家間政治”發展的視角理解本國發展和世界秩序變遷。其實，我們中國人也需要好好看看這三本書，某種程度上，我們或許比美國人更需要這三本書，因為我們是在同一個危險的霸主打交道，而且我們自己也還在國家轉型的道路中摸索前進。

　　面對這樣一個“病態”而危險的美國，我們中國人該怎么辦?我想，起碼應該做到三點。首先，美國人已經“患病”，而這種思想上的狂熱病很容易在國家間相互傳染。如果中國人也跟著患上“顛覆世界臆想症”，那么不僅中美關系要徹底完蛋，整個世界都會跟著遭殃，中國真正會成為曆史罪人。每當我看到中國的電視媒體裏鋪天蓋地的“軍情”類節目的時候，以及報紙、網絡論壇、朋友圈裏充斥著諸如“中美之間必有一戰”、“中國對美一招制敵”這樣的言論的時候，我都感到後背陣陣發涼。在這個時候，我們千萬不能跟著美國人瞎起勁，必須做到習總講的“戰略定力”，只有心定下來了，才能真正遊刃有餘地調整自己的戰略，才能無往而不利。

　　其次，“戰略定力”之外，還要有“戰略智慧”。正如我開篇所言，“形勢比人強”。美國人也很明白，只要中國人一直堅持自己穩妥的戰略布局，久而久之這種布局就會變成一定程度上的客觀形勢，而一旦這種形勢確定下來，美國人恐怕很難再有改變。亞投行就是典型例證，無論美國人之前如何勸阻自己的夥伴和盟友，最終亞投行還是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它的成功不是中國一家的成功，而是所有能看清未來亞洲和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並順應潮流的國家的集體勝利，不是中國對美國的“得手”，而是中國向美國傳達出的善意的忠告。未來在同美國打交道的時候，中國人需要仰仗的“戰略智慧”會有很多，但至少有一條應該堅持，那就是“任你幾路來，我只一路去”，要堅持戰略上的以我為主，像習總說的那樣善下先手棋，不能被對方牽著鼻子走，而要引領對方，當這種引領真正形成一種形勢的時候，我們將占盡主動，因為還是那句話，“形勢比人強”。

　　最後，美國人“有病”，得治，但似乎它自己又治不好，怎么辦?中國人可以幫忙。除了我們一再說的要加強兩國間各渠道、各領域、各級別的溝通交流以增信釋疑、聚同化異以外，更重要的，或許在於同美國人深度交流有關國家發展的深刻命題，在“共同進化”中共同進步，讓美國人摒棄對霸權的迷思，心平氣和地想想自己的國家真正要的是什么，亞洲和世界要的又是什么。或許我的這一想法在現在看來還有些理想化，但現在不“理想”一點，難道也等著美國人的“狂熱病”傳染到了我們自己的腦子的時候再去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