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我國控煙立法進程明顯加快，目前全國有上海、天津、哈爾濱、杭州、廣州、長春、青島等十幾個城市通過控煙立法，明確規定公共場所、工作場所的室內區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內禁止吸煙。國務院法制辦去年11月公布《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送審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國家層面的控煙立法開始提速，與地方控煙立法形成促推之勢。在此背景下，北京的《條例》仍然受到公眾高度矚目，除了因為北京作為首都，控煙工作在全國具有示范帶動效應，還因為《條例》規定的控煙措施涉及面大，覆蓋范圍廣，執行尺度堪稱“史上最嚴”。也正因為《條例》“史上最嚴”且地位特殊，人們對《條例》正式施行后可能出現的情況十分關心，特別是對執行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和障礙，應當有充分的估計和積極的解決之道。

 

　　一般說來，法律法規的措施越嚴格，對違法行為打擊懲治的力度就越大，執行中可能遇到的難度也就越大。上海、天津、長春等城市控煙條例實施過程中，較為普遍地出現了職能部門監管不嚴、執法力量覆蓋不足、執法主體積極性不高、監督問責力度不夠，以及控煙場所范圍劃定、控煙款項撥付、違法行為處罰等方面標準不一等問題。不難預料，北京市控煙條例正式實施后，其他城市出現的上述問題，在北京市相關部門和單位也可能出現，有的還可能更加突出和嚴重。北京應當認真借鑒其他城市的解決執行難的經驗，結合北京的特點和實際情況，力爭從起點上強化依法監管、嚴格執法，以更大力度和決心，從更高視野和層面解決執行難問題。

 

　　公共場所和對外開放的工作區域的禁煙工作，更多地需要監管執法力量的介入，因此最容易出現職能部門監管不嚴、執法力量覆蓋不足、執法主體積極性不高等問題。比如，當發現有人在兒童醫院吸煙，醫院工作人員應及時加以勸阻，如果勸阻無效，應向衛生計生行政部門投訴舉報；其他人員也有權加以勸阻，或要求醫院方面予以勸阻，或向衛生計生行政部門投訴舉報；衛生計生行政可對違法吸煙者進行處罰，違法吸煙不聽勸阻、阻礙執法或構成擾亂社會秩序者，由公安部門依法予以處罰，構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

 

　　從工作機制和處置程序上看，上述控煙禁煙舉措環環相扣，可以實現無縫連接，但在實際執法中，每個環節都可能出現人力不足、應對遲緩、處置不到位、懲戒力度差的情況，而每種情況都可能影響控煙條例的執行效力。隨著《條例》正式實施，亟須按照政府與社會共同治理、管理與自律相互結合的原則，從完善公共場所、工作區域控煙工作機制，加強控煙監管執法力量和綜合治理力量，加大公共財政對控煙工作的投入，提高全社會整體控煙意識和能力等多方面入手，打造“政府管理、單位負責、個人守法、社會監督”的全方位、立體化控煙網絡。

 

　　這些工作雖然著眼于宏觀和長遠，卻無不需要從近在眼前的事情做起，從一點一滴的努力開始，從在兒童醫院勸阻第一個吸煙者做起，從將《條例》實施后第一個阻礙執法、擾亂社會秩序的吸煙者繩之以法做起。只有正視“史上最嚴”控煙條例可能遭遇的執行難，才能及早準備、統籌協調，力爭在最短的時間，以最有效辦法積極化解執行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