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的系列報道，展示了當下“互聯網+醫療”興起發展的生動場景。作為移動互聯時代的新生事物，“互聯網+醫療”引起了醫療界、管理部門和輿論的高度關切。前不久，國家衛計委新聞發言人宋樹立表示，互聯網上涉及醫學診斷治療是不允許開展的，醫生通過網絡只能做健康方面的咨詢，不能開展醫療診治工作。這被外界解讀為國家衛計委對“互聯網醫療”的明確禁止，并引來一些網友和媒體的吐槽，被認為是在阻擋新生事物，扼殺互聯網時代為解決“看病難”“看病貴”進行的探索。

 

　　“互聯網+”是互聯網與傳統行業融合發展的新形態，可以充分發揮互聯網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優化和集成作用，將互聯網的創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經濟社會各領域，提升實體經濟和公共服務的創新力和覆蓋力。現在，人們相信“互聯網+”可以搭配很多東西，這些東西只要與互聯網有機相“加”，就能夠產生新的變化，開拓出嶄新的巨大空間，比如教育和互聯網相“加”發展起了遠程教育，金融和互聯網相“加”結出了互聯網金融之果，等等。然而，這一模式不能簡單運用于醫療診治，至少在目前國情條件下，“互聯網+醫療”不能理解為醫療診治和互聯網的簡單相“加”，不能直接等同于“互聯網醫療”。

 

　　嚴格說來，衛計委對“互聯網醫療”沒有全盤否定，而是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辦法。去年8月，衛計委出臺《關于推進醫療機構遠程醫療服務的意見》，對醫療機構和醫療機構之間（包括醫生和醫生之間）進行的遠程醫療服務作出了具體的規范。可見，衛計委只是禁止醫療機構（醫生）通過互聯網對患者進行的醫療診治，其他如醫療機構（醫生）通過互聯網對醫療機構（醫生）進行醫療指導、學習交流，以及醫療機構（醫生）通過互聯網回答患者的詢問，就健康問題給出咨詢性意見（而不是就疾病問題進行診療并給患者開出藥方），都不在禁止之列。

 

　　要求“互聯網+醫療”恪守“不能開展網上醫療診治”的邊界，嚴禁醫療機構（醫生）通過互聯網向患者提供醫療服務，有著很現實、理性的原因。醫療診治針對人的疾病，直接觸及人的身體，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和貼近性，醫生需要和患者面對面近距離接觸，通過“望聞問切”并借助醫學檢查檢測結果，才能對患者的病情做出科學的判斷。互聯網為人們遠程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但醫生和患者進行遠程交流，終究不能完全代替面對面近距離的交流，醫生通過遠程交流獲得的關于患者的信息，無論如何也不如當面接觸患者所了解的那樣直接、切近和深入。醫療診治活動的技術安全性與醫患交流的“距離”密切相關，“距離”越小，技術安全性越高。醫學技術和網絡技術發展到今天，“距離”和安全性之間的關系仍未有根本改變，出于最大限度降低醫療技術風險、保證醫療安全性的考慮，禁止醫生向患者提供“聯網醫療診治”，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近年來，我國醫療衛生領域暴露出一些深層次問題和矛盾，醫療機構和患者之間、醫生和患者之間的互信互諒受到較大影響，由此引發了一些嚴重的醫患沖突和惡性傷醫事件。在傳統醫療診治機制下，醫生和患者無障礙、近距離直接交流，尚且未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可以想見，現在如果貿然放開“互聯網醫療診治”，客觀上將使江湖游醫、庸醫惡醫及各種醫療欺詐行為有更大平臺，醫患之間的不信任感和敵意情緒勢必變本加厲，醫療診治的風險將空前放大，安全性將大幅降低。從這個角度看，禁止醫生向患者提供“互聯網醫療診治”，正是為了最大限度降低醫療“信任風險”，保證醫療行為的“信任安全”。

 

　　當然，隨著移動互聯技術和業態的持續發展，“互聯網+醫療”的格局和邊界也會有相應的調整變化。目前我國禁止醫生通過互聯網對患者進行醫療診治，這種態度將與時俱進、順勢而為，隨著醫改的深入推進，法律制度和法治環境不斷完善，“互聯網+”新形態在醫療服務領域漸成氣候，“互聯網醫療診治”的一些環節有可能有條件地逐步合法化，成為傳統醫療診治活動的重要補充。

 

　　發達國家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他們的“互聯網+醫療”也經歷了一個從禁止到解禁、從探索到成熟的過程。如美國遠程醫療協會（ATA）制定了《遠程醫療實踐規范與指南》，要求醫療服務機構及其專業人員開展與患者的遠程互動交流，都必須嚴格遵循這個指南，以保證醫療診治行為的程序合法性與實體安全性。此外，關于互聯網遠程醫療與醫保的對接、網上支付、醫療機構和醫生的資質認定、遠程醫療糾紛或事故的處理方法、患者權利維護與救濟等，都需要通過制定行業規則、技術規范和完善立法來加以保障。這些做法和經驗都值得我們學習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