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日漸式微
近期關于人民幣今年是否納入特別提款權(SDR)引發廣泛了關注，應該如何看待這一問題？SDR曾被寄予厚望，要認識SDR，需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說起。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內容就是美元與黃金(1187.20, -1.50, -0.13%)掛鉤，一盎司黃金對于35美元，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實行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如此設計表面看來精巧，卻是隱含著內在缺乏，如果要滿足全球貿易發展的需要，外圍國家就要多持有美元，美國應該通過貿易逆差向外輸送美元，否則制約全球貿易的發展，但是從美國流出的美元越多，美元就越難于維持與黃金的固定兌換關系。因為這一內在缺陷首先被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發現，因此這一缺陷被稱為“特里芬難題”。到了1960年，美國之外持有的美元已經達到210億美元，已經超過了美國持有的市值為178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開始出現對美元的信任危機。1963年9月，法國率先將持有的美元向美國政府兌換成黃金。其他國家也紛紛效仿法國的做法，向美國提出拿美元兌換成黃金。眼見黃金儲備出現減少，美國政府開始推卸和拖延美元兌換黃金的義務，并伺機尋找脫身之策。
為了減緩黃金流失壓力和為采取措施停止美元兌換黃金贏得時間，1968年美國政府同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創設特別提款權(SDR)，做為美元的補充。創設伊始，特別提款權與美元有相同的含金量，即一盎司黃金等于35個SDR。因此，SDR一度被稱為“紙黃金”。黃金非貨幣化后，特別提款權改由當時16個最大貿易國的貨幣組成的貨幣籃子來定價。到了1981年1月，為了簡化和易于定價，SDR改為由美元、德國馬克、日元、法國法郎和英鎊5種貨幣組成的貨幣籃子來定價，并自此每5年調整一次各貨幣在籃子中的權重。1999年1月1日歐元誕生后取代了德國馬克和法國法郎在特別提款權中的地位和比重。
最初大力推動創設SDR的法國以及其他國家，他們的意圖是讓SDR取代美元成為國際首要儲備資產。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1976年圍繞IMF[微博]改革通過的牙買加協議試圖提高SDR的地位。經過兩次石油危機，到了1980年前后，美國經濟大傷元氣，此時美元的國際地位岌岌可危，1980年初，金價曾一度超過850美元/盎司就是美元地位衰退的力證。此時，又有人提出擴大SDR的使用范圍，讓SDR取代美元成為世界貨幣。這個階段，SDR的使用范圍確實有所擴大，并且展露出來取代美元老大地位的苗頭。然而，里根當選總統上臺后，大力推行“里根經濟學”，美國經濟重新煥發生機，隨之美元的國際地位又重新走強。沒有了與黃金掛鉤的枷鎖后，美國在發行美元上沒有了后顧之憂，完全可以從自身需要來實行貨幣政策。由于擁有一票否決權，坐享美元全球最主要儲備貨幣收益卻基本上不用承擔責任的美國，是絕不會同意做大SDR，更不會允許其取代美元。201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方案將威脅到美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所以美國國會遲遲不予通過，“有權”而“任性”，其他國家能奈我何？
筆者認為，盡管數度被寄予厚望，但是SDR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中并沒有占據應有的重要位置，并且隨著1980年代的過去，日漸式微，已經幾乎被世人所遺忘。
SDR不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背書
近期國內有部分專家將人民幣能否成功加入SDR，看做是人民幣下一步能否擴大國際化的重要條件，好像人民幣只要披上了SDR這層“虎皮”，今后的國際化就將大行其道。
筆者認為其實不然！SDR自身都難以說得上是一種有影響力的國際貨幣，更不可能輔佐別的貨幣成為國際貨幣。2011年初SDR貨幣籃子調整后，美元的比重為41.9%，歐元居次席，占37.4%，日元和英鎊分別占9.4%和11.3%。從權重來看，美元與歐元幾乎不分伯仲，但實際上，在國際上的真正地位，美元幾乎通吃，歐元的市場份額低得可憐。例如，在全球外匯市場中，美元幾乎占到90%，非美元之間的外匯交易僅占10%多一點。根據2013年度BIS調研，全球外匯市場交易中，美元占比是87%，歐元只有33.4%，日元更是只有23%。在全球外匯儲備中，多年的統計結果顯示，美元“一幣”占到60%以上，歐元占25%左右，日元、英鎊等其他所有國際貨幣占有的份額不足15%。尤其從日元來看，盡管在SDR中仍有接近10%的權重，但是它的國際地位幾乎越來越微不足道。
因此，即使在2016年初的調整中，人民幣能夠被吸納到SDR的貨幣籃子中，這也不會構成今后人民幣加快國際化或者提高國際地位的背書。
不必為了加入SDR而加入
日漸式微的SDR當前似乎僅僅是個符號，只會偶爾被人想起，在它被標稱的一大用處就是危機時用于國際支付，但是好像從未被那個遭受貨幣危機的國家使用過，當下最困難的希臘好像沒有動用它來過難關的念頭。
我個人的認識是，人民幣若是能夠被吸納到SDR的貨幣籃子中，也算是一件好事，至少不是壞事，但是對于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并不會有實質性的影響或提高。不能加入，也不能否定人民幣國際化已經取得的成績，更不會阻擋今后的國際化進程。加元、澳元、瑞士法郎等貨幣沒有在SDR貨幣籃子中，它們同樣是有一定地位和影響力的國際貨幣，盡管日元在貨幣籃子中，它與加元、澳元等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或地位并沒有實質性的差異。
因此，我個人主張不必為了加入而煞費苦心。中國應該根據已經制定的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和步伐來穩步推進，而不應該因應IMF站在發達國家利益基礎上提出的所謂條件而有所動搖或打亂。
過去，中國曾屢用“開放促改革”，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金融領域上，還是慎用此法為好。國際上此起彼伏的貨幣危機深刻的表明，資本項目可兌換、匯率市場化還是應該從國內實際承受能力出發來推進，絕不能為了滿足外部要求而冒險推行。金融的國內改革應該優先于對外開放。一句俗話說的好，打掃好屋子再請客。
對于人民幣加入SDR最好本著不爭不急的態度。面對波詭云譎的國際金融市場，急于求成、拔苗助長往往容易陷自己于危機之中，而水到渠成似乎才是最高境界。只要人民幣國際化提到足夠高的地位，它們自然會主動請中國加入，否則，它的代表性就不足。中國應該有這種自信。
國際貨幣應具備什么基本條件
在當今全球貨幣格局大勢已定的背景下，一個后發國家的貨幣要想異軍突起成為其他國家居民喜歡的國際貨幣，應該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幣值更穩定；二是使用起來便利。
如果人民幣要成為國際化貨幣，與現有主要國際貨幣相比較，幣值應該更穩定——如果幣值還不如現有主要國際貨幣穩定，國外居民憑啥選擇你？！只要是理性的人，沒有人愿意使用和持有一種眼見著購買力在不斷縮水的貨幣。當然，信用紙幣制度建立以來，各國的信用貨幣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購買力縮水的問題，只是有的通脹率高、有的通脹率低而已，購買力絕對穩定的沒有。因此只要相比起來，幣值更穩定就行。在國際間，衡量幣值穩定的最常用的角度是匯率。
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美元一直是最主要的國際貨幣。中國也確實看到，當然歐元、日元、英鎊等其他國際貨幣在匯率上處于對美元匯率升值時，它們的份額就相應地高些，而當對美元匯率走弱時，份額就會相應的變少。對于人民幣這個后起貨幣來說，對美元匯率最起碼應該是相對穩定的，當然這個穩定不是一直升值，也不是匯率緊盯住而幾乎不變，只要相對于其他非美國際貨幣來說，匯率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區間內就行。
第二個條件是使用起來要便利。貨幣最重要的使用是交易媒介，也就是在支付結算時要便利。美元之所以是最主要的國際貨幣，是因為它最早建立起最全球化的支付結算網絡，幾乎全球任何一個從事國際結算業務的銀行都能夠做美元的跨境支付清算業務。中國之外的企業或個人如果想用人民幣，但是它所在地的銀行如果無法幫他做收付結算的話，那么他就無法使用人民幣。
人民幣國際化取決于內功
一國貨幣能否成為國際貨幣以及在國際貨幣行列中的地位，歸根到底取決于該國包括經濟、金融、政治、軍事等在內構成的綜合實力及其在國際上的地位。
一是提高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和在國際市場中的話語權。盡管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出口國，但是正如被人們所熟悉的，中國是大而不強。長期以來，中國大量出口什么什么就便宜、大量進口什么什么就貴，也是就說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缺乏定價權。在國際經濟交往中，選擇用哪種貨幣計價結算，必須首先掌握定價權。要提高出口商品的定價權，不單純是看成本和質量，更主要的是看技術、品牌和渠道，尤其是技術。在國際市場尤其是大宗商品市場中，能否擁有話語權，不是看在現貨市場上的采購量，更多的是看背后商品期貨市場的發達程度以及在國際大宗商品的位置。
二是本國商業銀行應該有足有程度的國際化。一國貨幣在國際上的支付結算，主要由本國商業銀行完成。早在殖民地時期，西方國家的商業銀行隨著它們工商客戶一并走向海外，它們的工商客戶走到哪里，這些銀行就在哪里設點經營，為它們提供融資和結算。中國就能發現英鎊、美元、德國馬克、法國法郎、瑞士法郎等貨幣的國際化都與它們本國商業銀行的跨國經營密不可分。最近幾年，澳元、加元等新興國際貨幣也離不開它們國家商業銀行跨國經營的支持。當前中國商業銀行的全球布局極不完善，無法滿足人民幣在國際上流通的需要，也不適應當前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
三是擁有成熟的金融市場，能夠為境外本幣持有者提供安全、高效、增值的投資渠道。國際貨幣有兩大職能，除了作為流通手段外，還應該能夠投資(包括官方外匯儲備投資)，讓境外的持有者能夠通過投資實現保值增值。當前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其國內都擁有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場。如果一國金融市場不透明、不公平、不能夠高效地保護投資者的合法利益，而是讓境外投資者望而生畏，他怎么會持有和使用該國的貨幣？！
(來源：FT中文網 注：趙慶明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為經濟學博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兼職教授，長期從事國際金融和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