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慶市長黃奇帆在出席重慶市金融辦與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戰略合作簽約儀式時指出：“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大家說了多少年，越說越難越貴，變成了一個痼疾。原因是文不對題，沒有針對性，與虎謀皮。這些環節，你叫他們減少利息，不可能，所以說來說去，總解決不了。解決問題的真正辦法是什么？就是資本市場。”

　　客觀地看，黃市長的話切合實際。把解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希望寄托在現有融資機制和銀行身上，確實有點“與虎謀皮”味道。黃市長觀點無需過多數據來說明，近兩年中央出臺若干解決企業融資政策文件，但融資難、融資貴局面沒有根本改觀，就足以說明現有思路存在問題。

　　破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困局，到底難在哪？

　　首先，難在融資渠道不通暢、靈活機制缺乏。現有資本市場門檻過高，企業向社會公開發行債券受到嚴格管控，造成企業直接融資渠道受阻，大量實體企業不得不向銀行間接融資，這既形成了銀行資金賣方市場，又顛倒了“上帝”與銀行之間關系，銀行成了上帝，企業反而處于被動地位。

　　其次，難在金融經營機構行為模式不易改變。銀行受追求最大商業利益動機驅使，在信貸投放中過于重視風險，對擔保抵押要求高，大量中小微企業因此陷入融資難。一些企業向銀行貸不到款，轉而向信托、租賃、擔保等所謂草根融資機構融資，這些融資方式實質上與高利貸融資無異。而這些機構很多是從銀行低利率獲得資金再轉手貸給企業，層層加價，大大提高了企業融資成本，怎么喊也無法使企業實際融資成本下降。正如黃市長所言：“大銀行漏出來的‘水’，再通過信托、租賃、擔保等七彎八拐轉給企業，原本6%年利息變成年息12%甚至15%。”最后又使企業繞回到融資難、融資貴老路上去了。

　　再次，中央政策與各實施層面難以有效對接。一方面中央政府本身制定政策時缺乏較強操作性和針對性，彈性空間過大，讓各級金融機構有較多空子可鉆。另一方面，各級金融部門對政府政策有選擇性地執行，對自己有利的就執行，對自己不利的就采取拖延戰術，使中央政府制定有利于企業融資優惠政策懸在半空，無法落地生根。

　　最后，監管不到位使企業得不到“陽光雨露”。中央政府近兩年就解決企業融資問題出臺了若干優惠政策，包括定向降準、降息以及“金十條”等政策“組合拳”，但由于這些政策出臺之后，監管部門對政策實施引導及實施效果監督沒有跟進，缺乏相應配套考核機制，更有甚者，監管部門相互之間存在矛盾及監管政策打架現象，難以形成監管合力，使該對企業實施的優惠信貸政策或被大打折扣，因此，中小企業無法充分享受到政策“陽光雨露”。

　　顯然，醫治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痼疾，靠老的一套辦法已經難以奏效。目前當務之急，是抓住拓寬直接融資渠道和完善企業融資機制這對主要矛盾，這對矛盾解決了，其他問題也就會迎刃而解。

　　這條直接融資通道就是向所有企業打開資本市場大門，讓新股發行注冊制改革加快中小企業上市融資步伐。正如黃市長所言：“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是直接金融把它做大，讓一大批企業，不管大企業、小企業（上市），大企業到A股去上市，中小微企業到轉板、三板去上市。”

　　同時，還要趁著目前良好的形勢 大力發展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等直接融資體系；積極探索發展股權交易市場，支持中小微企業依托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開展融資。并允許有發展潛力、有信用資質和抗風險能力的企業向社會直接發行債券，擴大債券融資規模。只有這樣，銀行和其他草根資金才可能在實體企業面前真正失去原有的強勢地位，自降“身價”，把企業當成“上帝”，把企業服務好，把資金成本降下來。這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也就自然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