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目前希臘和救援方之間玩的是一場看誰先動搖的游戲，但不論結果如何，希臘悲劇都將延續

　　漫長的希臘悲劇似乎正在演變成一場鬧劇。在經歷一場拉鋸戰式的談判之后，這一次，希臘政府與債權人之間的矛盾似已達到不可化解的程度。希臘退出歐元區，這個曾經像是夢魘式的場景，現在變得無比真切起來。各國政府及投資者的心理也在發生變化，逐漸開始為這一幕的到來做好準備。

　　本月初，希臘表示，將會把欠IMF的債務在月底捆綁償還，而不是在6月5日還債期限到來時償還，這為可能的違約奏響先聲。在德國舉行的七國集團（G7）峰會成為了一個討論希臘危機的舞臺。美國總統奧巴馬一改過去要求雙方都做出讓步的立場，轉而把矛頭主要對準希臘政府，要求其盡快做出“艱難抉擇”。

　　表面上看，希臘的債務壓力極為緊迫，急需72億歐元的貸款來償還即將到期的債務，但希臘這一次拒不接受債權人提出的提供貸款的前提條件，雙方的立場之間出現了一個無法彌補的鴻溝。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公開表示，債權人的要求是“荒謬”和“非理性”的。希臘執政黨內部對齊普拉斯的壓力也在增大，要求他不要對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再做讓步。

　　一

　　事情何以至此？有必要簡單回溯一下希臘危機的歷程。2009年12月，國際評級機構下調希臘主權債務評級，危機正式爆發。但直到2010年4月，歐元區和IMF才聯合提出救助方案，提供貸款以滿足希臘的國際支付需求。

　　根據預期計劃，希臘應該在2012年就實現經濟復蘇，但衰退一直持續到了2013年，在此期間希臘經濟總量萎縮了1/4。2014年稍有起色，但至今依然陰晴不定，更嚴重的是，希臘國內失業率一直保持著20%以上的高位。六年來，希臘這個僅占歐元區經濟總量1.8%的小經濟體吸引了歐盟各大國的主要精力，但談判結果卻日益令人悲觀。

　　根本的原因在于，希臘危機所涉及的各方——希臘、歐洲央行、IMF及其他債權人之間，存在著不同的利益目標。利益的不同造成危機的獨特演化路徑。

　　在一開始，救援方不能依據希臘的現實所需提供有效的救濟，幫助其實現內生性的經濟復蘇，越是“救援”，希臘的經濟境況越是不斷惡化。而每當危機到達臨界點，可能危及歐元區完整性、從而危及救助方利益時，各救援主體又倉促出臺一項救火措施，又只能治標而不治本。在此過程中，希臘所面臨的問題從單純的主權債務風險，發展為經濟停滯、倒退乃至政治社會動蕩的全面風險。

　　在心理層面上，希臘與國際救援者之間的認知裂痕不斷擴大。救援者堅持認為它們對希臘已足夠寬容，給予了希臘超水平的優待，而希臘在浪費他們的信心與善意；但在希臘人看來，本國自陷入危機以來就不斷遭到救援者的虐待和羞辱，希臘國內對IMF等方面的憤怒和諷刺不斷升級。

　　希臘和國際救援方之間的矛盾看似錯綜復雜，但根本分歧在于，希臘被要求實施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從一開始，國際救援方提供貸款的前提就是希臘削減財政開支，將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不斷縮小。然而，希臘政府實行這個計劃，就必須在國內增稅以“開源”，同時調整公務員工資、養老金開支等“節流”，而這些被動了“奶酪”的人爆發了激烈反彈。稅收的提高同時損害了希臘經濟的長期增長前景，讓希臘更加遠離提高財政開支可持續性的目標。

　　在債權人看來，他們要求希臘實行的是“經濟改革計劃”，潛臺詞是，希臘必須愿意承受結構性改革的痛苦，才能換來金主們的出資救援。希臘方面不這么看，希臘財政部長瓦魯法基斯近期撰文表示，希臘完全愿意實行一系列經濟改革，包括改革稅制、推進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等，但盡管希臘已經采取的緊縮措施的力度是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塞浦路斯等歐元區邊緣國家的兩倍，國際債權人仍要求希臘實行非常嚴厲的財政緊縮，要求其初級財政盈余達到GDP的4.5%。瓦魯法基斯認為，這將阻滯希臘經濟增長，惡化債務與通縮的惡性循環，最終損害希臘實施經濟改革的能力，“希臘政府不能也不會接受一個五年來已證明比疾病更具危害的藥方”。

　　二

　　在今天，對陷入經濟危機的國家來說，實行擴張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是通行的選擇，比如美國和歐洲在面臨危機時，無一例外地選擇了低利率甚至負利率，以及量化寬松。在通常情況下，小國遇到債務危機可以通過貨幣貶值，增強出口，逐漸走出危機。然而希臘從屬于歐元區，沒有自身獨立的貨幣政策，唯一的選擇只能是財政擴張政策，而這又為國際救援方所阻止。

　　受緊縮政策影響，希臘的避稅、地下交易和資本外逃活動已經猖獗化，加上利益受損，各個社會群體怨聲載道。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左翼激進聯盟黨（Syriza）今年初在希臘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其領導人齊普拉斯提出的政綱就是反對緊縮政策，結束國際債權人施加給希臘的“屈辱和痛苦”。

　　關于希臘危機，一個流行的說法是所謂“福利制度養懶人”。然而，希臘遭遇的是主權債務危機，并沒有研究表明福利制度是危機的促發因素之一。而且在歐元區內，希臘等南歐國家的福利制度是比較落后的，危機前希臘的社會保障開支占GDP比例一直處于歐盟平均水平以下。希臘絕沒有發生福利過度問題，而歐洲福利保障程度最高的北歐國家一直保持健康。把危機歸結為“福利病”，是一種過于簡單化的解讀。

　　不可否認，希臘在危機之前的經濟增長模式過度依賴借債，但在陷入危機后如何脫身是另一個問題。如果僅因為希臘在危機前借債過度的某種“罪過”，就迫使其必須降低其社會保障水平，在國民養老、教育、醫療等方面做出犧牲，顯得有些懲罰過度。

　　三

　　目前，希臘危機已經成為撬動歐洲及全球局勢的一個杠桿。希臘危機助長了國際恐慌情緒，因危機導致的全球避險需求助長了美元的升值和歐元的貶值。希臘危機還影響了歐洲銀行業的資產質量，并加大了歐洲金融業監管困境。危機不斷的延宕，讓希臘的經濟困境如雪球般愈滾愈大，其爆炸性的潛能也在不斷積聚。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各方逐漸開始覺得，危機盡早有個了斷，或許是更好的選擇。

　　過去兩年里，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主導實施的歐洲版量化寬松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效果，至少讓歐洲免于陷入通縮陷阱。目前主要的問題是，希臘危機持續困擾著歐盟，面對這個不斷“流血”的傷口，歐元區可能最終不得不選擇壯士斷腕，放棄希臘。

　　希臘經濟因為規模很小，如果退出歐元區，或許影響也不大，但誰也不能對此打保票，因為這對投資者信心的打擊不可測度。假如希臘退出歐元區，將意味著歐元區的歷史發展進程從擴張走向收縮，對歐洲經濟將構成一次巨大的心理沖擊，可能導致西班牙、葡萄牙等脆弱的“歐豬國家”再次陷入困境，打斷歐洲復蘇進程。近期，歐洲的中流砥柱德國也出現了一定的經濟放緩跡象，對歐洲來說，這是非常不祥的征兆。

　　希臘問題也是對后危機時代全球金融治理結構的一個挑戰，然而，目前處于主導地位的IMF等機構的表現并不完全令人滿意。早在上世紀的拉美、東亞金融危機中，IMF對受災國提出的緊縮要求就頗受詬病，其所要求的緊縮政策都加劇了其經濟困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也寫道，債權人所要求希臘實施的方案是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不贊同的。有趣的是，希臘近期表達了加入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意愿，這或許是對IMF等機構的某種示威。

　　同時，希臘危機早已不僅是其與歐元區之間的博弈，而是涉及與美國、俄羅斯等方面之間的復雜關系。烏俄沖突爆發以來，歐盟已經變得不穩定，尤其是在其邊緣地帶。齊普拉斯上臺后，明顯加強了與俄羅斯的雙邊關系。希臘曾表示希望從俄羅斯獲得經濟貸款，并同俄羅斯合作修建一條天然氣管道。如果希臘的被孤立感加強，或者直接退出歐盟，它可能更加選擇倒向俄羅斯。而自二戰結束以來，希臘所在的巴爾干半島就一直是一個地緣政治爭奪的舞臺。

　　當前，歐元區雖然對希臘感到失望，但仍然希望盡可能將其留在歐元區之內。在這一情況下，希臘目前似乎把威脅違約和退出歐元區作為主要的談判籌碼，以彌補自身的劣勢。對希臘政府而言，國內民眾的抗議，既是壓力，也是一種工具，可讓它們增強這一籌碼的效力。所以，希臘政府這次選擇和債權人“死磕”到底，寄希望于德國等方面為保持歐元區的完整性而最終做出讓步。

　　目前希臘和救援方之間玩的是一場看誰先動搖的游戲，但不論結果如何，希臘悲劇都將延續。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那將意味著歐洲一體化工程的巨大倒退；如果達成協議，按照國際救援方開出的藥方，其經濟也難以恢復增長，危機不會解決而是會拖延下去。

　　更根本性的問題是：在當前的國際金融治理條件之下，遭遇金融危機的小國能不能通過與債權人的博弈，達成某種兼顧各方利益的合理解決方案，實現可持續性的經濟恢復和增長。無論希臘危機如何演進，這個巨大的問號將長久地懸在人們的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