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德龍(J. Bradford DeLong)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美國房地產泡沫期間，每1美元的過度投資最終造成了6000美元的損失，而這荒唐一幕的上演，關鍵就在于政治家們不再有財政擴張的擔當，而央行也泥古不化，不肯放棄2%的通貨膨脹目標。
以下即德龍的評論文章全文：
就泡沫論泡沫，那一場其實算不上特別大。2002年到2006年，住宅房地產建設其實只使得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速度較之趨勢線提升了1.2個百分點，但是泡沫破滅后，美國經濟卻陷入了近一個世紀時間中最嚴峻的危機。
根據我的粗略計算，這段時期之內，房地產部門的過度投資總計達到了大約5000億美元，與崩潰時的全球經濟總量相比，無論如何都只是個微不足道的數字。
可是，由此而來的破壞卻是極為巨大的。目前，歐洲和北美各經濟體的總量較之不發生那場危機的理想情況，足足低了大約6%。
換言之，規模相對較小的過度投資，最終導致了每年大約1萬8000億美元的產出損失。考慮到這個缺口直至目前還沒有縮小的跡象，以及預期增長率和股票回報率受到的影響，我估計，總損失每年將達到近3萬億美元。這也就意味著，1美元的房地產過度投資，最終讓我們的這個世界付出了6000美元的代價。這是怎么回事呢？
必須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衰退都會造成這么可怕的后果。1987年、1991年、1997年、1998年和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時，我們損失了大約4萬億美元過度投資)的金融危機之下，廣泛的真實經濟所遭受的影響都不曾有這么嚴重。
這一次何以會不同？喬達(òscar Jordà)、舒拉瑞克(Moritz Schularick)和泰勒(Alan M. Taylor)不久前發布的一份報告可以讓我們一窺端倪。幾位研究者發現，一種資產泡沫的出現如果伴隨著大規模的信貸擴張，則其崩潰的破壞力就會被戲劇性放大。
歷史告訴我們，當資產泡沫破滅，引發衰退，但是之前沒有信貸擴張的時候，衰退開始五年后，經濟大約會較正常情況下縮水1%到1.5%，但是一旦有信貸擴張牽涉進來，麻煩就要大得多了。在與信貸擴張相伴隨的情況下，如果是股市泡沫破滅，則五年后，經濟表現要低于正常水準4%，而如果是房地產泡沫，則更會低到9%。
了解了這些，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我們這次經濟危機以來的經歷，其實與歷史經驗是吻合的。
在許多經濟學家看來，衰退都是商業周期必然具備的一個部分，是任何一個擴張階段結束之后都不可避免會到來的。可是，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卻并不這么認為。
“將之前生產能力美妙的爆炸性增長視作是貧窮和不景氣的前奏，這種想法簡直是愚蠢到了極點。”在1920年代的繁榮轉為大蕭條之后，凱恩斯于1931年寫道，“我的解釋是，當前的商業損失，無論是產出的縮減，還是由此導致的失業，并不是一直持續到1929年春季的高水平投資的結果，而是投資在那之后中斷的產物。”
幾年后，凱恩斯提出了自己的矯正之道。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凱恩斯解釋說，當“其實在充分就業條件下只能提供2%收益率的投資被認為可以提供6%的收益率，并且按照這樣的預期定價”，擴張就產生了。在衰退期間，情況就完全顛倒過來，那些可以提供2%收益率的投資會被“認為什么都提供不了”。
結果就造成了一種能夠自我應驗的預言，廣泛的失業事實上確實可以將這些投資的回報打壓到零。“我們當前的狀態就是，大量住宅都閑置著。”凱恩斯寫道，“可是，偏偏沒有人能夠負擔得起，能夠住進這些房子。”
他的解決方案并不復雜：“對商業周期的正確補救絕不應該是廢除擴張，這只能讓我們永久性地處于半緊縮之中；相反，我們應該廢除緊縮，確保我們永久性地處于準擴張之中。”
在凱恩斯看來，根本性的問題是在于經濟的信貸渠道存在重大缺陷。金融市場對于泡沫破滅和由此而來的破產潮流的反應往往使得自然利率被打壓到負數，但實際上，當時仍然有許多方法讓人們從事有成果的工作。
現在，我們已經認識到，有缺陷的信貸渠道可以導致大規模的經濟低迷。
可以采用的對策主要有三條。首先是財政政策的擴張，政府在私營部門投資疲軟的時候接過擔子。其次是提高通(65.34, -1.64, -2.44%)貨膨脹目標，讓央行[微博]可以更有余裕地應對金融沖擊。最后是對債務和杠桿手段進行嚴格限制，尤其是在房地產市場，以阻止信貸驅動的價格泡沫形成。
除此之外，凱恩斯或許還應該再加上一條，即我們今天的人們習慣稱為“格林斯潘對策”的那條——利用貨幣政策使得泡沫頂點造成的資產價格獲得合理性。
遺憾的是，現今世界上，政治家們似乎都已經被財政緊縮的“妙方”催眠，2%的通貨膨脹目標也近似“真理”，我們的政策選擇余地受到了巨大的限制。于是乎，一場相對小規模的擴張，也會造成嚴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