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洋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最新發布的2015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日本的新聞自由度降落至第61位，為歷年最低。如果查閱從2012年安倍晉三擔任首相以來日本新聞媒體自由度的變化，不難發現整體是呈下降趨勢：2012年位居第22位、2013年位居第53位、2014年為第59位，如今跌落至第61位。

　　日本右翼不斷干涉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對戰后日本社會有著特殊的含義。戰前與戰中，在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高壓下，日本的報紙、廣播淪為了政府的宣傳工具，不僅受到政府權力的壓制，還要聽從政府權力的指揮，報紙與廣播所從事的工作就是進行國民欺騙——這無疑是日本國民難以忘懷的記憶。

　　戰后，以美國為首的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對日本進行了民主化改造，推進“新聞自由”發展。GHQ先是于1945年9月10日和21日分別頒布《關于言論與新聞自由備忘錄》與《Press code for Japan》，這兩項規章均涉及駐日盟軍總司令部對戰后日本新聞媒體的審查與管制，比如在新聞媒體中不允許出現“批判占領軍”、“歌頌封建主義”、“談論新聞審查”、“揭露美軍暴行”、“批判占領軍政策”等內容的消息。盡管GHQ對日本新聞媒體的審查制度頗為苛刻且有失偏頗，但當時戰爭剛剛結束，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潮并沒有完全消除，因此這樣的新聞審查制度有助于幫助日本盡快走上民主化道路。

　　在實施上述兩項規章的同時，GHQ還取消了戰時日本政府頒布的各項涉及新聞、言論的法令，接著將戰時的同盟通信社拆分成共同通信社與時事通信社，并使之法人化。同時，幫助日本重新制定憲法，使日本媒體的“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獲得憲法的有效保護。

　　1952年4月28日，隨著《舊金山和約》的生效，GHQ結束了對日本的占領。從1945年到1952年這7年間，GHQ在管制、審查日本媒體的同時，也大力推動日本新聞媒體的自由化。

　　然而，盡管從1947年開始生效的《日本國憲法》保障了日本媒體“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的權利，但是日本媒體所獲得這些權利完全是當時GHQ所給予的，并不是日本民眾通過斗爭或革命的方式爭取得來的。因此，對日本人而言，作為日本民主主義根基的新聞自由在日本社會中的地位一直褒貶不一。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復雜的認知，才為戰后日本政府、右翼勢力不斷干涉、鉗制日本媒體的新聞自由埋下了諸多伏筆。

　　戰后，隨著日本經濟的騰飛，日本的新聞媒體也實現了高速的發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日本報紙的超高發行量。根據全球報業協會的統計，2012年《讀賣新聞》的發行量為997萬份，為世界第一。其次是《朝日新聞》，發行量為770萬份，而作為與《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比肩的《每日新聞》的發行量亦達到330萬份。

　　從這三份日本全國性報紙的高發行量不難看出，盡管步入了互聯網信息時代，但是作為傳統媒體的報紙依然發揮了無可比擬的重要作用，依然是日本國民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高發行量也說明了在日本持不同政見的報紙均有自已的讀者群，均對讀者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力。所以近年來，較為自由派的《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和《東京新聞》盡管多次成為日本右翼勢力的攻擊對象，但真正想弄垮它們則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因為這三家報紙有多么的頑強，而是因為它們有相當大數量的讀者群，代表了部分的日本國民的心聲，并且為這部分人代言發聲，“弄垮”這三家報紙等于抹殺了部分日本國民受《日本國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權。

　　當然，負責代表日本國民聲音、監督日本政權的日本報紙自身也有諸多問題。比如，近年來經常受到日本學界詬病的“發表新聞（発表ジャーナリズム）”就是一個頑癥。所謂“發表新聞”即指，日本的新聞記者在采寫新聞稿的時候，過分依賴于官廳、企業、團體等通過記者俱樂部發布的消息與資料，而不是進行實地采訪調查，因此導致了不同報紙之間的新聞內容往往高度一致。

　　“有必要搗毀沖繩那兩家報社！”

　　然而，筆者一直認為日本的報紙行業固然有許多頑疾，也存在不同程度新聞禁區，但解決問題的方式應該由行業自身、學界與讀者三方面共同合作，而不是通過任何政治力量的介入來加以解決。可是安倍政權成立至今，從《特定秘密保護法》的實施到去年眾議院大選前要求各家電視臺“公平公正”地進行報道，特別是步入2015年以來，安倍政權、執政黨自民黨的權力之手對日本新聞界的干涉是越來越多，甚至還對個別媒體發出了類似戰前的威脅聲音，則是不爭的事實。

　　根據《朝日新聞》報道，6月25日在日本自民黨總部舉行“文化藝術懇話會”第一次會議，因為安倍政權的修憲行動目前在日本受到了巨大的阻力，所以近一段時間來類似的活動有很多。然而，這次活動真正引起日本輿論關注還是當天與會人士的發言。

　　根據《朝日新聞》的報道，自民黨國會眾議院議員大西英男在當天的發言中提到，“教訓不聽話的媒體，最好的手段就是切斷它們的廣告費來源。安倍晉三首相不便于參與這件事……我希望動員經團連（即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等做這件事情。”自民黨國會眾議院議員井上貴博表示，“我在擔任自民黨福岡青年會議所理事長時，曾敲打過媒體。沒有了贊助商，媒體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自民黨國會眾議院議員長尾敬說，“制造出沖繩縣特殊媒體構造是戰后保守主義的失敗。請問百田尚樹老師，為了將沖繩業已扭曲的輿論重新引入正確的軌道，您將采取怎樣的方式呢？現在沖繩的輿論已經完全被左翼勢力控制了。”百田尚樹在回答長尾敬議員的問題時則大放厥詞，“有必要搗毀沖繩那兩家報社（即《沖繩時報》和《琉球新報》）！”

　　這些發言經過媒體報道后，立即引發了沖繩縣民和當地兩家報社的抗議，并繼而受到在野黨、各大報社以及民間團體的強烈譴責。首相安倍晉三先是在6月26日的國會答辯中以“私人性質的研討會中可以暢所欲言”為之辯護。后來因為輿論愈演愈烈，安倍最終在7月3日的國會答辯中為之道歉：“對那些荒唐的言論感到抱歉。作為在黨本部舉行的活動，最終的責任應該由我來承擔”。

　　盡管只是一次普通的會議活動，但是通過自民黨議員和百田尚樹的言論，則不經意間流露出了當下執政黨自民黨以及安倍晉三首相個人對日本新聞媒體的消極態度。正如朝日新聞報道的那樣，不論是加藤勝信、荻生田光一，還是出席會議的自民黨議員均是親近首相安倍晉三的人，因此這次的“懇話會”是受到安倍晉三重視的，并且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的觀點立場。這其中特別是作為首相密友的百田尚樹，他一貫荒唐言論成篇，然而不僅沒有被安倍晉三疏遠，反而屢屢成為自民黨會談的座上賓，由此不難發現二人的“志同道合”以及安倍對百田的器重有加。

　　與之同時，自民黨3名國會議員的言論則突顯出了他們對個人身份認識的混沌。大西、井上、長尾作為國會議員，首先應該表現出對言論多樣性的尊重，然而他們的言論不是“教訓不聽話的媒體”“動員經團連”，就是“沖繩的輿論被左翼控制了”，處處流露出急不可耐盛氣凌人的氣勢，這與他們作為國會議員的身份完全不符。伏爾泰的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觀這無疑是開歷史的倒車，是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重演。再者，大西那句”動員經團連“也值得警惕。不知道大西的這種說法是否代表了執政黨自民黨內的某些觀點，即經濟團體實質是政府政黨的工具、錢袋。這種肆意妄為凌駕一切的想法如果一旦成勢，在筆者看來是十分危險的。

　　對于百田尚樹關于”搗毀沖繩兩家報社“的言論，正如筆者在上面提到朝日新聞等三家報紙的例子一樣，搗毀《沖繩時報》與《琉球新報》的觀點同樣是不切實際荒唐至極的。這兩份報紙在沖繩盡管互為競爭對手，但是在涉及美軍基地遷移等問題上，兩家報社的觀點卻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說代表了大部分沖繩縣民的心聲。百田尚樹建言要”搗毀“這兩家報社，實則是對沖繩縣民不同于安倍政權聲音的封殺。然而，不是說報社沒有了，沖繩縣民的反對聲音就不存在了。百田尚樹的這種狂妄言論雖然可笑之極，但無形中也讓人看到了日本部分右翼勢力急不可耐的架勢。

　　時值戰后70周年，日本右翼勢力蠢蠢欲動，各種極端言論異常聒噪。盡管安倍晉三反復向日本國民及周邊國家強調其修改和平憲法的正當性，然而觀其言察其行，僅從不斷萎縮的新聞自由和安倍身邊人對媒體的這些極端言論來看，又怎能不讓人懷疑其修憲背后的可怕動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