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還未從經濟下行壓力中走出，一場“通脹預期”就悄然來襲。從22個省市的豬肉均價這個數據來看，自今年春節后豬肉價格就出現了一輪快速上漲，截至目前已經從19.8元的低位上升至26.3元，期間價格漲幅在30%以上。

　　值得關注的是，對豬肉價格產生影響的最通常因素是季節性規律：豬肉消費量在春節期間會明顯增加，豬肉價格也就被推至較高水平，但節后豬肉價格開始下跌，通常這種季節性下跌會持續到5-6月份。然而，今年自節后豬肉價格的持續攀升，不但比較罕見，而且還是逆季節性的。回顧一下過去的幾年，豬肉價格在上半年大體是下跌的，而唯一例外的只有2011年。

　　非貨幣因素

　　2011年的通脹讓投資者印象深刻，當時整體經濟增長停滯不前，但由于CPI不斷上漲，貨幣政策只能被動收緊，而且收緊的速度也是比較驚人。

　　在2011年上半年，基本每個月都會上調一次存款準備金，每兩個月都會加一次息，而短期流動性只能用到期的央票來維系。快速的貨幣政策收緊也促成了當時利率的快速攀升，1個月的shibor利率（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從年初的2.86%上升至6.45%，而融資成本的增加最終成為2012年的經濟增長再下一個臺階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在CPI的構成里不難看出，雖然豬肉占比不到10%，但豬肉的波動還是最大的，也就是說，在除豬肉外的一攬子商品價格的波動相對穩定的情況下，豬肉是CPI波動的最大擾動因素。在經歷過2011年物價快速上升之后，今年豬肉價格的逆周期上漲再次成為關注焦點。不過，當前豬肉價格上漲顯然不會輕易對貨幣政策產生影響，貨幣政策將繼續保持穩健。

　　供給縮減

　　那么，豬肉為什么會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逆勢上升？商品的價格是由需求和供給決定的，但對于豬肉來說，哪會存在那么大的需求彈性（誰也不會因為經濟繁榮而多吃兩頓肉）。因此，豬肉波動的最大來源就是供給。供給減少，豬肉價格上升了；供給增加，豬肉價格就下降。這就解釋了，為什么這輪豬肉上升沒有在貨幣超發的情況下促成，為什么通脹可以在經濟低迷的環境下長時間存在，以及為什么貨幣調控對通脹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貨幣是調控需求的）。

　　生豬養殖業還有一個特點，它的產能就是它的供給（母豬能生小豬，也能宰了被吃），這是和一般工業生產最大的不同，這個特點也能給豬肉的價格走勢形成加速。當豬肉價格上升時，養殖戶會把一部分仔豬培養成種豬，這會使豬肉供給更加不足，豬肉供給不足就會進一步推升豬肉價格。而當豬肉價格下降時，豬肉會經歷一個去“產能期”，養殖戶為了避免虧損會放棄養豬，大量種豬被宰殺，市場上多增加的種豬肉供給，使得豬肉加速下降。

　　過去的幾年在豬肉供給端，我們看到生豬存欄量的同比比值自2011年末就開始出現趨勢性下跌，從5.3%的高位跌至目前的-10.3%，不但比催化2011年豬肉價格上升的存量增速底部（-4.3%）低，而且出現了連續33個月負增長的情況。對于能繁母豬（指產過一胎仔豬、能夠繼續正常繁殖的母豬）來說，監測數據也顯示，2012年末能繁母豬存量還有5078萬頭，之后一路下降到了目前的3900萬頭左右，這比2012年末下降了約四分之一的存量。

　　從供給面來看，不但現在的供給態勢還不及催生2011年通脹的那個時期，而且產能也是凈下降的，這會帶來的后果是：即使后期豬肉價格上漲，豬農對養豬的信心開始恢復，但由于培育種豬是個比較漫長的過程，供給也不會在短時間內得到修復。

　　從豬糧比價（指同一市場同一時間生豬收購價格與糧食收購價格之間的比例關系）來看，自2011年末豬糧比價快速跌破6.5，甚至在2013年附近跌破了6，這說明這幾年生豬養殖行業一直是虧損或微利的，直到最近豬肉價格的上揚，才使豬糧比價上漲至7附近的位置，才出現了養殖戶信心開始恢復的環境。如果豬肉價格再次掉頭向下，供給壓力就會再次襲來，這在某種意義上為中期豬肉價格提供了一個向下的剛性。即使信心從目前開始恢復，豬肉價格停止上漲也是五個季度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說，在中期內我們要做好防范通脹風險。

　　產業制度缺失

　　除了供給兩段的因素，豬肉價格漲跌過快、幅度過大背后有其根源性問題：為什么豬肉價格不能像工業品一樣跟隨經濟需求的波動而波動，而只能跟隨自己的供給周期而波動？這和中國經濟發展的獨特路徑有關。

　　我們去年做的一個有關產業輪動的研究發現，由于20世紀工業大躍進且經濟長期處于計劃經濟的形態，不僅第一產業沒有完全發展起來，而且出于對減少工業成本的考量，第二產業（工業）對第一產業（農業）存在相當幅度的擠占，這使得第一產業增速自建國以來從未超越過GDP增速。

　　當然，從第一產業占比來看，上世紀80年代是第一產業發展最快的時期，主要也得益于農村包產到戶改革帶來的政策福利，然而這種福利僅僅維系了十年，就被上世紀90年代初新一輪的市場化改革改變。而后期的農產品供給問題，開始一直是被工業化帶來的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所緩沖，但一旦生產率停步不前，農產品缺口問題就從價格這個口子爆發出來。

　　除此之外，另外一個限制第一產業發展的制度問題是農村土地問題。由于農村土地一直沒有實現產權界定，土地流轉近幾年才試點推動，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阻礙了農業生產規模化推進，并且沒有很好地借助投資來發展現代化農業。沒有土地產權，也就沒有條件把土地抵押出去實現資金杠桿的擴張，這也是造成農業生產波動很大的重要原因。

　　當然，在這一輪的深化改革中，農業改成成為重要一項，并且已經觸及了最根本的一步，就是要解決農村土地流轉問題，打破土地制度的二元化。我們要先實現土地流轉，再引入農業資本，形成產業化。在這一過程中，不但需要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來承接失地農民，還需要金融業發展來為農業耕作提供資金，這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而在見效之前，我們可能還必須承受一輪通脹周期。

　　（作者系方正證券高級宏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