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鴻
十三五規劃是中國完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時期。但是，與以往的多個五年計劃或規劃相比，國內外形勢有了巨大的轉變。
有兩大憂患
一方面，中國已經在經濟上有著優越的成就；全球最大制造業生產國、最大的出口國，以及第二大的經濟體，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列。從任何角度看，過去二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績可稱之經濟奇跡，也是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均未達到的長期增長。2015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回落至7%，也屬國際上的高增長表現，與全球經濟增長低迷的情況相比，亦顯示出中國競爭力的突出。不過，7%的新常態標志著中國正經歷著觸動全身的結構調整與提升。以往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正被替代。若結構調整成功的話，中國經濟與社會都可能脫胎換骨。可是調整的過程需時，也帶有許多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存在的結構性問題需要解決。且結構調整本身便是政府主動超越市場的比較優勢限制，從技術與制度上克服市場的不足之處，推動經濟更有效率與效益地發展，其中更包含了可持續發展與包容性社會發展兩重挑戰。西方所稱的中等收入陷阱，屬于這些結構性問題的范疇。中國的大城市，以及廣東、江蘇等能踏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一萬美元的行列，顯示出中國有著克服這些問題，完成結構調整的能力。但由點到線，再到面，使中國全國都可以成功地調整升級，挑戰頗大，也非西方宣揚的發展經驗、發展戰略的范圍。7%的經濟增率能否持續或甚至回升至7%以上，是中國一個重大歷史考驗。
另方面，中國改革開放時間正好是西方國家主宰的國際經濟體系的轉變期，從1930年代的體制，包括BrettonWoods體系開始變化，進入歷史新一輪全球化、自由化的階段。產業轉移帶來中國加工貿易出口與國內資金積累的急速發展，造就了中國經濟30年的高增長。可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其嚴重程度相類于1929年的金融大危機。反映出這一輪全球化、自由化發展產生出來的結構矛盾，已使國際經濟陷入難以解脫的長波周期性矛盾。由2008年拖延至今天，顯示出美國等西方國家吸收了1929年危機和1930年代大衰退的教訓，在政府對策采取相反的策略，以貨幣寬松來降低結構矛盾帶來調整的痛苦。可是卻沒法在實質經濟進行真正的調整，而只是在金融的層次，以印刷鈔票的方式來擴大虛假需求，把危機所要求的結構調整拖延下去，代價是不停的局部性金融危機，與個別國家經濟受到沖擊而出現實質性的倒退、衰落。唯是金融資產的人為地擴張，構成了國際經濟系統性危機崩潰的危機。今后如1930年代的國際經濟大衰退能否無限期地擱置，抑或會在那個時候爆發，便一如歐美日量化寬松政策什么時候退市那樣，對國際經濟構成逃避不了的經常威脅，在這個過渡期，發達國家的需求衰減，新興市場國家亦受拖累。除非中國把市場從發達國家大部分轉移至新興市場國家，自成一體系，并在金融有足夠的防火墻來隔絕發達國家金融資本掠奪式投機性的攻擊，否則的話，中國經濟亦會被拖累。過往30年的出口奇跡今天開始已逐步變成經濟發展的負累，依靠國內的經濟結構調整改變出口結構，從而可減少進出口貿易對國內經濟穩定的沖擊。
中國要走新發展之路
面對著這兩大方面的內憂外患，十三五規劃再不如以往的五年規劃那樣簡單地蕭規曹隨，而是要把胡錦濤時代開始意識到的體制與發展戰略，乃至國家治理模式的轉變需要，轉化為實際可行，立竿見影的政策、措施。并在這個過程里，總結出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包括目標、內容、手段都與過往的資本主義 (包括重商主義、福特主義和現今的金融資本主義的不同階段) 有所不同，才可以成功達成國內結構調整和防范到金融資本主義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與經濟大衰退。
當國際資本主義這一輪全球化、自由化走到反面的階段，中國要做的是自求多福和避免被拖累。這既不是德國、日本，以侵略戰爭為主的戰略，也不可能像美國借助兩場世界大戰把歐洲經濟拖垮，大面積地消滅資產和生產能力，從而達致國際經濟大調整的作用。中國只能找出自己的第三條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并在這個過程中聚集更多的新興市場國家、發展中國家，扭轉國際資本主義靠剝削其他國家來建就發達國家的繁榮和文明的歷史趨勢。中國的歷史責任巨大，十三五規劃作為中國夢、中國歷史責任的實現工具，意義同樣重大。
十三五規劃要與一帶一路戰略結合
在應對國內結構調整與國際危機壓力之外，2013年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帶出了一個全新的國際宏觀戰略。十三五規劃不能不與一帶一路戰略結合，并因此有所調節。
表面上，一帶一路是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后中國加大海外投資的基礎上演變出來。一是中國從資金進口國開始轉變為資本出口國。二是中國再不盲目地積累外匯儲備，將之存儲于美國的國債系統內，構筑成美國主宰，并支撐著美國經濟的全球盈余的再循環機制的主要組成。而是把外匯儲備變成中國在全球的戰略地區投入的發展資金。
這兩個轉變反映著中國對全球經濟發展和治理，以及中國本身在這里面的角色的深刻反思。中國不能如歐美日跨國企業在全球投資，因為中國代表國家、全民，不是企業精英。因而追求的不可能是企業利潤，而必須是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從本質上，中共領導的中國便不能接受美國的新自由主義，不能像保守政黨控制的德國、英國和日本那樣，蛻變為美國金融資本主義的附從者。由這樣的反思帶出來的一帶一路的戰略，便是以經濟合作、共同發展，造就市場來替代政治經濟侵略、霸權主義。這是一條對中國而言，對世界而言，全新的發展道路。方向是打破政治上的美國霸權主義，經濟上的美國為首的金融資本主義。一帶一路可以構筑出新的區域政治經濟合作體系，利用人民幣、利用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形成美國主宰之外的區域化盈余再循環機制，抗拒美國轉嫁金融與經濟危機。
對中國來說，這將會是一個新世界，共建、共享的經濟集團和市場。中國可以得以減少對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的依賴和受其控制、沖擊。也與此同時，打破1930年代以來的美國霸權主義，重建多元、包容的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秩序。十三五規劃放在一帶一路的戰略中，便顯現出巨大的歷史意義和影響。
香港要配合內地發展才可獲益
在這個大發展的趨勢里，香港作為中國的世界城市，正好推動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并作為一帶一路涉及國家的金融中心、服務中心和知識中心，發揮離岸功能的作用。一帶一路涉及眾多不同的國家，發展水平不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條件相異，制度的多元性使各國的合作交流存在著一定的障礙。香港適可在中國的支持下，利用全球第三大集聚的國際人才和國際化的關系、視野和條件，作為各國之間的橋梁、中介。且嘗試仿效倫敦之借助英鎊和大英帝國，以人民幣和中國之力，建立起一帶一路國家共建的國際大都會。用國際城市的力量，與中國中央政府的政治、經濟和金融實力，帶動一帶一路國家的全面發展。這是香港在回歸之后最大的歷史機遇。
香港不是沒有困難。一是倫敦、新加坡等都全力與香港爭奪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和相伴的金融與服務中心的發展。二是香港現時的國際化，還超越不了殖民地時代的英美體系和對發達國家的過度集中。要作為一帶一路的“倫敦”，香港要建立起新的國際化資源、人才、關系、知識、制度，也即是整個知識經濟的重建。與此同時，香港在國際大都會的硬件與軟件建設都停滯了一二十年，現在需從頭趕上。
中國的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戰略既帶給香港機遇，也需香港社會認真面對挑戰來重新建設。香港也應有本身的五年規劃，與內地配合，并為未來的歷史機遇制造出條件來。
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