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企業發展非常快，但要他們一下子走向國際還需要一些適應。先到香港過渡一下，然後再邁向海外，讓他們的產品、服務與國際接軌，再推到國際市場，這樣比較好。” 香港科技園公司副總裁謝建朋說，越來越多內地企業借助香港這個平台“走出去”尋找合作，香港也有意在這方面扮演開拓者的積極角色。

　　該科技園現有超過400家公司，其中包含內地大企業如比亞迪、華為、華大基因等的身影。改革開放30多年來，香港對內地發揮的獨特中介功能，主要是“引進來”。隨著“一帶一路”的實施，中國對外投資將快速增長，走出國門的企業會不斷增加，香港迎來了一個新的機會，那就是成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不二平台。

　　“轉身”的時代已經到來

　　謝建朋的話放在今天的香港，更有與時俱進的特殊意義。香港早就以溝通內外的“超級聯系人”來進行重新定位。在光大集團高級研究員周八駿看來，中央的“一帶一路”戰略，給香港提供了更新的機遇。僅僅做“超級聯系人”還不夠，從“引進來”到“走出去”，香港的角色正在發生質的飛躍。

　　香港曾經是內地改革開放的獨特窗口和前沿引領者。內地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經濟實力以及綜合國力已經大大變化。回歸以後，內地對香港的重要性、影響力，比過去大大上升，所以兩地間出現位置互換也就在所難免。

　　“現在倒過來，‘一帶一路’是中國走出去，香港就要像一個人一樣，要轉一個身：過去是背靠西方、面向內地，把西方的影響輸入到內地;現在要背靠內地、面向世界，要幫助內地的企業、內地的資金走出去，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資本合作，打造經濟利益共同體，進一步打造命運共同體。”周八駿表示。

　　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的競爭對手在“走出去”和“借東風”方面都十分積極。特首梁振英舉例說，在“一帶一路”機遇上新加坡也在行動，而且新加坡在東盟國家方面還更有優勢。香港要依托內地實現轉身，必須面對強力的外界競爭。

　　“無形的邊界”形成阻力

　　不僅有外在壓力，阻礙轉身的內在因素也不小。往深裏說，香港在經濟上越來越需要依靠內地，相較對西方經濟的依賴性在下降，但在政治上依然受西方很深的影響。從這次政改的過程可以看到，香港與內地的關系，有一個深刻的曆史根源所形成的“無形的邊界”。

　　在周八駿看來，“無形的邊界”就是由於長期受英國的殖民管治、長期受西方意識形態的訓導、長時間跟祖國母體分隔，使得香港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對管治起決定性的文化是西式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更多體現在香港人的習俗和生活習慣當中，但對這個城市，有時不起主導的、決定性的作用。

　　周八駿強調說，那些“無形的邊界”阻撓了香港和內地經濟關系的深化，使得兩地經濟融合遇到了障礙，也就影響了香港順利“轉身”，影響香港對世界大事變化的認識。

　　前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劉佩瓊說，以“占中”為例，有部分政客刻意制造困難，以情緒化、“針對個人”的反對聲音，令特區政府難以有效作為。特區政府推動政改時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立法會反對派拉布，把香港的腳步拖慢了，其他許多方面的工作都有所遲緩。梁振英說，要把過去失去的時間找回來，因為時不我待。要完成一個姿態曼妙的“轉身”，香港還在路上。

　　踩准步點要多管齊下

　　“超級聯系人”要由內向外轉身，踩准的第一個步點自然是“一帶一路”。梁振英樂觀表示，建設“一帶一路”香港可以發揮獨特作用，同時也可為香港社會、經濟持續發展提供新動力。比如，“一帶一路”涵蓋不少伊斯蘭國家。特區政府已做了很多工作，去年和今年都發行了伊斯蘭債券，投資者反映較好，相信香港將可發展成為伊斯蘭債券的集資平台。

　　依托內地面向海外，特區政府也將加快在海外的布點，增設經濟貿易辦事處，包括論證在“一帶一路”沿線選點和布點的策略問題。

　　梁振英近日受訪時還表示，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特區政府在經濟上必須放棄過去的“積極不幹預”思維，“適度有為”地引導和配合企業。他舉例說，政府正在研究和評估引導的合適方式，包括是否設立專門機構，推動“一帶一路”戰略。這可以看作從思想上“積極轉身”的一個信號。

　　否定政改方案之後，香港需要回歸理性和務實，以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為中心，這已成香港社會的共識。但如上述分析所言，“無形的邊界”依舊橫亙在那裏，既阻撓了香港和內地經濟關系的深化，也影響了香港順利“轉身”。除了打造“經濟利益共同體”，如何在政治和文化上進一步打造“命運共同體”，為漂亮轉身提前蓄勢，也是繞不開去的一環。

　　用北京大學學者強世功的觀點來看，之前的“舊香港”時代是從英國或西方世界的視野來定位香港的發展方向和身份認同，而“新香港”時代則從中國的視野來進行重新定位。從舊到新的“轉身”，就是要重新劃定坐標系，認識自己在當前世界格局中的位置。這種思路，與周八駿的“經濟轉身”戰略可謂異曲同工，很值得那些力保香港穩定繁榮的政治家和關心自身命運的港人深思。(任成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