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想

　　行政長官梁振英撰文，就政府「適度有為」進行闡述。概因他早前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面對周邊對手與國際競爭，政府在發展經濟方面必須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思維，適度有為地引導和配合企業，此言論引起了社會的廣泛爭議。「積極不干預」在很大程度上被奉為香港的「祖宗家法」，過去本港的成功經驗，讓港人信任市場多於政府，社會的核心價值及經濟文化皆不喜歡政府指令經濟，或者動輒介入市場，市場主導觀念根深柢固，一旦想要做出改變，更多的是招來罵聲。

　　不干預已過時

　　不過，世間可有死抱一種經濟政策就能一勞永逸，解決所有問題，保持經濟發展的好事？恐怕沒有。正所謂時移世易，當時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些政策必須得到改變，以適應這種變化，才能得到新的平衡，否則將產生政策和時代不完全適應的問題。環顧當前世界經濟趨勢，早已不為傳統的自由主義的陳規戒律所束縛。總的來說，所謂「不干預」、「積極不干預」以至「絕對不干預」，其實都是早已過時。最簡單的例子，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很多產業都屬資金密集和技術密集，沒有一定的引導和扶持，很難擴展產業規模，形成產業優勢，說明了自由市場並非萬能，也有不足之處。

　　社會上對政府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思維，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反應，是因為不少人仍沉浸在過去的榮光中。坊間質疑的最大依據，就是香港以往曾在「亞洲四小龍」中佔有領導地位，當時完全不需要政府的參與，結果形成一種錯覺，將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為經濟發展圭臬，視作理所當然，認為市場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確實，「自由市場」政策有其長處，本港過去成就有目共睹，但也要看到，正是由於香港經濟發展一直採取走一步看半步的方式，因此社會處處處於被動，亦未能建立一個有效的新機制以面對未來發展，導致經濟轉型緩慢，昔日的競爭優勢不斷削弱，而且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潛伏著不少危機。

　　需拿捏適度

　　看看與香港並稱一時瑜亮的新加坡，1997年，香港GDP相當於新加坡的177%。從2010年起，新加坡超過香港。2013年，香港GDP僅相當於新加坡的92%。從2003年至2013年，香港GDP年均實際增長率逾4%，與新加坡同期年均逾6%實際增長率比，明顯落後。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政府在市場很多領域的介入，引導產業發展的力度比香港大得多，但在各個機構的評比中，經濟自由度的得分卻和香港不相上下。再對比內地城市，香港GDP在2010年被上海超越，在2011年被北京超越，小兄弟深圳更是緊追在後，有望今年反超香港，靠的也是擁有超前的眼光，以及務實的中長期規劃。就連號稱最自由的美國，金融海嘯後不也採取多輪量寬措施，以挽救經濟衰退嗎？各種有形之手在發揮作用，在在說明經濟環境在變，政府要扮演的促進角色只會有增無減，因應政策也需與時俱進調整。

　　梁振英反覆強調「以尊重市場機制為前提，更積極發揮市場推動者和引導者的作用，促進經濟發展。」以及「在市場可以發揮優勢的時候，政府不應干預，只要提供公平競爭的平臺。但當市場失效、未能發揮功能，政府一定要有所作為。」說來說去，自由市場的「積極不干預」與政府的「適度有為」，不應該將雙方簡單對立起來，水火不容。否則很難說明當年的「玫瑰園計劃」為何可以大獲成功，給香港社會經濟長遠發展產生積極而重要的作用。同樣，定立最低工資，討論標準工時立法，何嘗不是政府介入經濟的一種方式。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理順政府與市場之互動關係，讓經濟政策配合時勢，擁有和時代一起呼吸的彈性。要的是拿捏適度，而不是迷信不干預，爭論什麼有為無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