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上午，長春響起來了警笛，提醒市民紀念這個特殊的日子。與此同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在為安保法做最后的沖刺，即便面對國會門外洶涌民意，安倍依然我行我素。最終，日本國會參議院19日表決通過了新安保法案。

　　安保法案是安倍所推動的日本走向“正常國家”的最后一步，其后果不僅是日本獲得了集體自衛權甚至宣戰權，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國家結構中，暴力機器將不斷擴大和膨脹。

　　安倍上臺之后提出了“安倍經濟學”，但是效果遠沒有預期得那么好。安倍的興趣也不在經濟領域，而是如何突破和平憲法對日本的束縛，讓日本獲得集體自衛權，介入到地區安全事務中，從經濟大國成為全方位的軍事與政治大國。要達到這一目標最直接的手段就是修改和平憲法，但是從目前自民黨所擁有的席位，以及日本社會的主流輿論，修憲并不可行。

　　在過去七十年中，和平主義的觀念已經深入日本社會，對戰爭創傷的記憶，是日本民眾堅持和平主義的根本動力，這種和平主義思想不足以推動日本與曾經的受害國達成和解，但是能夠阻止日本再次走向軍國主義。為了達成目標，安倍不得不采取迂回策略，以內閣決議的方式解禁集體自衛權，以修訂安保法案的方式讓集體自衛權獲得合法的地位。

　　安保法案從5月15日由內閣提交給國會之后，就引起了潮涌般的討論，絕大多數憲法學家都認為新安保法案已經違憲。7月16日，眾議院強行通過安保法案后，更是有數十萬民眾示威，反對安倍的“戰爭法案”。即便如此，法案還是闖過了眾議院，憑借執政聯盟的多數席位，在參議院通過只是時間問題。

　　當然，其后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9月17日下午，日本參議員和平與法制特別委員會強行表決通過了新安保法案，在會上，執政黨與在野黨發成了沖突，場面幾乎失控，安倍首相只是靜觀其變，法案通過已無懸念。

　　吊詭的是，這一切都是在“民意”的授權下通過的，而安倍也是憑借“沉默的大多數”的民意，鉆了民主程序的漏洞。雖然在野黨聯合阻擊安倍，但只能延遲法案最后通過的時間，而無力收回法案。日本國家權力機構將迎來戰后最大的一次變革，日本軍人的角色也有了更多的進攻性色彩。

　　從民意角度而言，安倍的執政黨聯盟所代表的民意才具有權力，而國會門外的民意則更多的是表達訴求，無法影響法案表決的過程。執政黨聯盟在參眾兩院所擁有的多數席位，賦予了安倍更大的自由裁量權，也結束了近十年來的弱勢內閣時代，安倍內閣獲得了集權的好機會。

　　安保法案能夠一路闖關，關鍵在于安倍將自己的“政治決斷”與民主程序緊緊綁定在一起，從而讓日本右翼搭上了法律與程序的快車。日本多數民意調查機構的數據都顯示，多數受訪者都反對安倍的新安保法案，但是為什么這樣的民意在國會中完全失靈了呢？一方面，日本小選區制產生了很多“死票”，只要候選人獲得最多選票就可當選，哪怕只有30%的得票率；另一方面，國會的各種審議程序幾乎是“中性”，不會對法案的好壞做出評判，尤其是執政黨獲得多數議席，內閣的意志在國會就可以無往不勝了。

　　安保法案一旦生效，日本的國家機構將隨之一變。新修訂的《防衛省設置法》侵蝕了文官領軍的原則，賦予武官與文官對等的權力，而《特定秘密保護法》、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等法律與制度的設立，意味著日本國家結構中安保的力量擴大。隨著安保法案的通過，日本軍隊的角色與任務也將轉型，相應的防務開支也會增加，無論自衛隊是否會改成國防軍，這支軍隊都不會僅僅是防御性力量，而是一支日漸與美軍綁定的攻擊性力量。

　　不能不說，安保法案是安倍在民主名義下實現的一次集權。可以預見，解禁集體自衛權后的日本，其國家結構將出現戰后以來最大的畸變。

　　作者：孫興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