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鮑盛剛
經濟危機是危機嗎？一般認為經濟危機不僅是經濟危機，而且也是現代社會的制度危機，但是這是一個錯誤。
經濟增長到底靠什么？對此經濟學家可以羅列出一長串清單，但是顯而易見經濟增長關鍵在于人，在于企業家的精神，在于企業家的投資欲望，對投資預期的信心，而不是擴大消費，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如果企業家不動，那么再推再拉，也無濟于事。而要讓企業家動，就要讓他們感到投資是有利可圖的，要用利潤去引誘他們。
同時，要讓企業家感到投資是安全的，是有保障的。否則誰會去投資呢？而沒有投資，經濟又如何會增長呢？
所以，問題在于盡管我們身子已經在市場經濟之中，但是我們的腦子卻還停留在過去計劃經濟的時代。
與此相對，在西方盡管他們的腦子是市場經濟的，但是他們的身子卻已經陷在福利經濟中，且無力自拔，所以他們的經濟問題更是無解的。
經濟危機是危機嗎？一般認為經濟危機不僅是經濟危機，而且也是現代社會的制度危機，但是這是一個錯誤。
不錯，從表面或者短期來看經濟危機是危機，因為生產過剩導致投資無法盈利，企業倒閉，失業巨增，經濟陷入蕭條與衰退。
但是，從長期來看經濟危機實際上是經濟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是經濟進步的動力，它說明原有產業結構已經過時，人們的需求已經滿足。
它提供一個信號，告訴企業應該轉型升級，應該采用新的方法或者生產新的產品去滿足人們新的需求，由此結果是人類經濟，產業結構與需求的不斷進化，發展與繁榮。
事實上，經濟的繁榮，蕭條，衰退與復蘇正是人類經濟不斷發展的一個過程，它本質上就是一個周期性的不斷螺旋上升的過程。所以，經濟危機不是危機，而是發展的動力，它是黎明前的黑暗，不是世界末日。
而如果認為經濟危機是危機，并由此對危機采取所謂的反周期政策，無疑是打亂了這一進程，延誤了經濟結構的調整，最終導致經濟發展方向的迷失與長期停滯的經濟后果，對此我們不妨可以看一下目前西方社會的狀況，就可以清楚這一點。
古典經濟學家至少從亞當 斯密到密爾他們很少注意經濟危機，生產過剩等問題。
這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經濟還是一個處于短缺的時代，另一方面更因為是他們認為這不是一個問題，因為生產過剩是好事，過剩了說明人們需求滿足了，那么就可以生產其它的東西，這不是一種進步嗎？
經濟發展不就是這樣一個永無止境，不斷滿足人類需求的過程嗎？在他們看來需求是人類經濟活動的目的，而人類的需求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人類總是先滿足最基本的需求，當一種需求滿足了，人類就會有新的需求，而且永無止境，就像漁夫的老婆那樣貪婪。
第一，因為人類的需求決定了人類的經濟活動，所以經濟總是不平衡的。人們總是先生產最需要的東西，因為這樣生產才能夠有利可圖，沒有需求哪里來利潤？
而利潤的下降說明一種需求的滿足，于是又有新的需求，新的生產。而且從需求角度來看，世界各國也是不一樣的，這樣也就有了貿易，大家互通有無。
第二，人類經濟活動是永無止境的，因為人類需求是不斷變化發展的。人類總是追求沒有的東西，總是會想出新花樣，總是不滿足。
所以，密爾曾經講到，經濟不發展要么是人們欲望不夠，要么就是科技不發達。對于古典經濟學家來講，經濟活動就是這樣一個永無止境與不斷進化的過程，哪有什么生產過剩，哪有什么經濟危機。
但是，拿破侖戰爭后特別是從19世紀后期開始，經濟學家開始注意到經濟危機，并且認為經濟危機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制度問題，生產過剩是因為消費不足，消費不足是因為分配不均，分配不均是因為生產資料私有制。
所以，要解決生產過剩，解決經濟危機就要從外部改變所有制問題，或者從內部通過改良的方式和實行累進稅再分配的方法來緩解分配不均，提升有效需求，化解經濟危機。
而全然沒有注意到經濟危機發出的信號，要求如何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提高生產力，調整經濟結構，以便在新的基礎上推動經濟的進步，其結果是經濟發展偏離了經濟自然進化的正常軌道。
開始于19世紀后半期，西方國家制度出現了從以市場主導回歸以國家和社會主導的轉型，標志就是福利國家的出現。
福利國家的萌芽出現于德國，德國建設福利國家的主導性制度安排是發展社會保險，這一模式史稱“俾斯麥福利國家”。
接著20世紀30年代，受到凱恩斯主義的影響，美國政府在大蕭條時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國式的福利國家。
1942年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況膠著之際就發表了《貝弗里奇報告》，并在二戰結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推出《國民保險法》和《國民健康服務法案》，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費醫療制度（即在倫敦奧運會開幕式上閃亮登場的NHS）。
由此，大西洋兩岸形成了以公共財政為主導的福利國家，史稱“凱恩斯福利國家”。
可以說上世紀七十年代經濟下行推動了西方政治與經濟的再次轉型，標志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與向市場主導體制的再次回歸。
新自由主義的興起無疑是希望通過制度革命，以拯救資本主義。其要義無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稅收，減少監管以提升預期利潤空間，吸引私人資本投資的回歸，刺激個人去進行推動經濟增長的活動，但是無論是英國的撒切爾主義還是美國的里根主義都失敗了。
原因很簡單，因為新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一場復古和倒退運動，是19世紀自由主義的變種，主要的靶子就是應對大蕭條與二戰后繁榮時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復辟資本主義。
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資，福利與稅收漲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來，否則就會引發道德與政治的風險。所以，想再回到過去已經是不可能了，那么，向前又是什么呢？顯然，對于經濟危機的不同認識，自然會產生不同的解決方案，而不同的解決方案自然導致不同的經濟后果。
如果認為經濟危機不是危機，而是經濟發展的一個自然過程，并且實際上是經濟最有創新與活力的時期，是經濟結構改朝換代的驅動力，那么由此勢必推動經濟的進化。
當然問題是要做到如何在生產過剩時，有序撤退，有序前進，對此如經濟學家熊彼特講的，雖然試圖無限期地維持過時的行業沒有必要，不過不讓它們一下子崩毀卻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認為經濟危機是危機，解決的方法是采用反經濟周期政策，這樣無疑是打亂了經濟進化的自然進程，失去了經濟結構改朝換代的機會，最終勢必導致經濟的長期低迷與停滯。
前者我們可以稱之為哈耶克或者熊彼特創造性毀滅的經濟后果，后者可以稱之為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