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圍繞李嘉誠以實際行動“看空中國”的新聞屢屢成為焦點，一篇充滿民粹情緒的《別讓李嘉誠跑了》更引發激烈爭論。

　　從商業角度看，李嘉誠的舉動并不令人費解：多年以來他在內地投資布局甚多，地產、基建項目早就收益滿滿，加上當前中國經濟步入艱難轉型的新常態，經濟金融風險上升。同時歐美國家因為金融危機而陷入低迷，出現不少“抄底”機遇。對宏觀經濟做出前瞻性判斷，高拋低吸，這正是李嘉誠之為“超人”的看家本領。目前，李氏商業帝國在英國的總資產高達3900億港元，包括3個港口、3家連鎖店、1家移動運營商、1家鐵路集團、1家區域電網公司、2家區域煤氣公司、1家水務公司。

　　但利潤并非一個商人的全部追求。否則就無法理解他對汕頭大學的巨額捐贈，也無法理解為何卡內基、洛克菲勒這些美國“鍍金時代”貪婪蠻橫的商業巨頭為何亦是最為慷慨的捐贈者。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如果把“名+利”作為李嘉誠的目標函數的話，那么李嘉誠此次看空中國是一次“精明但不高明”的失算之舉。

　　之所以說精明，是從商業投資角度而言，李氏之舉的確是回避風險的明智選擇。即使中國經濟順利轉型，也需要好幾年的時間，到時候再重新殺回來也不遲。精明之二在于，李嘉誠深知自己已經廉頗老矣，而憑借李澤楷的能力與資源，想要“繼承”李嘉誠在內地的政治資源，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在自己即將引退之時，把資產轉移到法治更為完善的歐美國家，也算一種“保全之策”。

　　之所以不高明，是因為李嘉誠沒有算計到此舉引發眾多指責，其苦心經營的“首富光環”、“超人形象”甚至與豐厚的“政治資本”毀于一旦。積累美譽度需要幾十年，毀掉它可能只需要幾分鐘。即使李嘉誠一貫合法致富，但畢竟作為多年的華人首富，“狗不嫌家貧”，在祖國面臨艱難轉型的時刻絕情而去，至少也是負情、不厚道、可以同甘不能共苦。一輩子辛苦經營，卻落得在內地和香港都是千夫所指，豈不令人唏噓?且不說首富寶座已被馬云、王健林擠下，就算保住首富頭銜又如何?

　　如果李嘉誠足夠“高明”，他應該對財富看淡一些：其一，其財富之大，已經足可“富過三代”，子孫無憂，錢財未必多多益善;其二，垂垂老時，人更應該注重自己的名聲，畢竟財富“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所以巴菲特、蓋茨都超級富豪都把慈善當成第二次創業，這是“高明企業家”的理性選擇。李嘉誠固然也設立了“李嘉誠基金會”，但如果其商業行為受到公眾指責，再通過基金會去挽回，豈非做無用功?其三，對于李嘉誠而言，財富增長帶來的“邊際效用”大大低于“社會贊美”的效用。但李嘉誠不僅在內地受到批評，在香港也被視為“為富不仁”的典范。即便香港民眾有民粹主義情緒，但李嘉誠亦沒有必要“死摳到底”，自己何苦為難自己?其四，李嘉誠素來為內地企業家膜拜，原本大有機會為中國企業家從“商人”向“社會企業家”轉型樹立一個模板，但他沒有意識到自己肩負的“首富責任”。這是他作為商人的歷史局限性。

　　李嘉誠畢竟只是一介商人。商人和企業家是有區別的。商人從事的是套利，靠的是生意眼光。企業家從事的是創新，靠的是冒險與破壞式創造。李氏帝國雖然龐大，但成就李氏財富的“必殺技”依然是他的“高拋低吸”。李嘉誠是一個時代的標志。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大量制度套利的機會，誰能眼光領先一步，就可能賺得盆滿缽豐。觀察內地富豪榜，前幾年獨領風騷的不正是房地產商嗎?在這樣的制度套利熱潮中，李嘉誠成為中國企業家的偶像也是自然的事情。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經歷深刻的轉型，未來的增長只能依靠創新。因此，中央力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有遠見的。創業與創新，關鍵要靠馬云、喬布斯這樣的企業家而非商人。市場經濟不排斥商人，只要合法謀利。但對中國而言，靠商人是不可能實現經濟轉型的。因此，李嘉誠的離去也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未來賺錢，主要靠創新而非套利。

　　就此而言，李嘉誠離去，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必然。他留在中國自然是好，不留也罷，何必強求?中國真正需要大力挽留的是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家。對于李的選擇，我們不必悵然，亦不必惱怒，以平常心待之即可。

　　當然，李嘉誠畢竟是老牌首富，他的離去不可避免會產生“溢出效應”。不過，一味叫囂“別讓李嘉誠跑了”，不僅不能留住李嘉誠，反而會動搖國際投資者對于中國法治環境的信任，甚至嚇跑王嘉誠、劉嘉誠……

　　如何應對?筆者建議：1)政府“不動聲色”是最好的策略，大聲呼喝反而顯得心虛，不利于穩定外資的信心;2)大力推進改革，特別是一些標志性改革，釋放更多改革紅利，讓投資者“舍不得走”;3)大力推進依法治國，通過一些標志性案例(例如平反重慶打黑制造的冤案、重審顧雛軍案)，宣示依法治國的堅定承諾，畢竟，有法治才有穩定預期，才能讓外資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