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根據一份手稿，德國大眾汽車的丑聞已經接近尾聲。公司可恥行為所產生的啟示也凸顯出來（在本次事件中，德國汽車制造對110萬輛柴油汽車安放了內置程序軟件，使得它們的污染控制系統的引擎只有在廢氣排放測試時才會自動開啟）。公司的高管們紛紛道歉，其中一些高管失去了工作。他們的繼任者承諾會改變企業文化。政府準備開出巨額罰單。生活還會繼續。

　　這類事件似曾相識，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不斷重復上演這樣的劇情，而接連不斷的丑聞一直在持續毀掉整個行業的信心。那些事件，與大眾汽車“清潔柴油”騙局一起，應該給了我們很好的理由去重新思考我們該如何對待企業的違法行為。

　　顯然，企業光是承諾會改正錯誤、以后做得更好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金融行業已經連續多次出現了丑聞。監管機構剛對某一市場操縱事件進行處理，另一個事件就又發生了。

　　其實銀行業的問題就在于，它是建立在一個能夠為不良行為產生動機的原則之上。銀行要比它們的儲戶對市場的情況（以及錢被償還的可能性）更加了解。這其中的秘密就在金融活動之中。客氣一點的分析師稱為“信息管理”，批判者則認為這是某種形式的內幕交易。

　　銀行同時也很容易受到丑聞的沖擊，因為它們的很多員工同時會做一些影響公司聲譽甚至是影響整個公司資產負債表的舉動。上世紀90年代，在新加坡工作的交易員把整個巴林銀行搞垮了。而因為一個交易員操縱了政府債券市場，花旗銀行日本私人銀行部被迫關門。在摩根大通，有那么一個交易員——眾所周知的“倫敦鯨”讓它損失了62億美元。

　　這些重復出現的丑聞顯示出，道歉僅僅是一紙空文，而且談論改變公司文化通常也是無濟于事的。只要產生不良行為的動機依然存在，那公司文化也不會改變。

　　大眾汽車事件給我們提了個醒，企業違法行為不僅會出現在金融行業里，而只是用罰款或提升監管措施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實際上，這是企業物理學的鐵律：對于任何一種監管，都會有圍繞該監管的“創新”出現來予以應對（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我們不應對汽車行業存在著玩弄這個體系的動機感到意外。所有人都知道，實際的耗熱率與出現在展示廳標簽上的數字是對不上的，展示廳的數字是從試驗中獲得的，測試是通過風從后面或從一個特殊的平滑路面吹過而執行的。同樣，不論誰站在一輛柴油車后面，哪怕是公開贊揚過“清潔柴油”優點的人，都會說，這味道要比汽油車的味道難聞。

　　金融行業和大眾汽車的丑聞有兩個重要的類似之處。首先，大型公司，不管是銀行還是制造商，都深深地陷入國家政治之中了，當選的官員依賴這些大型公司來創造就業和增加稅收。大眾公司尤其如此，它可是德國制造業的標志。德國總理默克爾傾盡全力來支持這個公司，她的前任施羅德總理也是如此。2003年，當歐盟對大眾汽車的持股結構合法性產生質疑的時候，施羅德也在強力維護大眾公司。

　　第二個相似之處是，這兩個行業都要面對多重的監管目標。監管者可能希望銀行穩健安全一點，但他們同時也希望銀行多向實體經濟發放貸款，這就意味著承擔更多風險。同時，他們實施的一些政策并沒有清晰地讓銀行朝哪個方向發展。

　　汽車尾氣排放的監管也面對著類似的問題。監管者的目標轉到了減緩全球變暖上，對于汽車制造商來說，有無限的動機產生更少的溫室氣體尾氣，即使這意味著，與柴油引擎一樣，排放其他尾氣和微粒對車周圍的人傷害更大。然而，從來都沒有關于減少當地污染和對抗氣候變化之間的權衡的討論。

　　正如大眾公司危機如此真實顯示的那樣，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企業的道歉和監管斥責。現在是時候去持續討論，該如何制定監管政策，來為人們提供適當的激勵以達到想要的目標：經濟和社會福利。只有當這樣的討論開始之后，我們才能讓銀行業、汽車業或者是其他商品和服務行業變成我們希望的那樣。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歐洲大學學院歷史系教授。版權：ProjectSyndicate。蔚華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