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彬彬的交往有十几年之久，他的差不多所有的文章我都读过。
90年代中期，王彬彬的文章就已形成自己的风格，率真、锐利，爱憎分明，没有藏着掖着的世故圆滑，代表性的作品当属《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这是一篇直言不讳的批评文章。它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上最严重的问题，当然也是人们通常回避的一个问题。捅马蜂窝的人，难免要被马蜂叮咬。王彬彬的尖锐的文字，受到了同样尖锐的文字的回应。其中的一些名篇，现在看来，仍然能感觉到当时刀戈相拨、短兵相接的紧张感：
“友人向我介绍一个文学青年的遭遇：他苦读寒窗多少载，好不容易获得了最高级学位，辛辛苦苦做学问，做文章，只是难投编辑大人们之心意，一篇也发表不出来。这样就积蓄了太多的“力比都”，愤世而又嫉俗，寂寞实在难熬。最近该青年乃改弦更张，改写“骂派”文字，专骂名家大家，骂他们的作品并非篇篇都是纪念碑与史诗，骂散文的兴旺，骂女作家琐屑而且乱开玩笑，骂晚报的文体，骂文章题目里动不动是“我的……”，骂中国作家太聪明，没有在政治运动中壮烈牺牲，骂评论家没有像他一样地骂……三骂两骂，“该同志”立即看好起来，“有噱头”哉!——在大街上如果有个人骂架，也会围拢一圈又一圈的人观看的，这也是国情之一种。于是约稿的也来了，姓名的出镜率也高了，稿费收入也大幅度增加了；时来运转，行市看涨，过去羡煞妒熬的频频有新作发表的作家名流，过去是够也够不着拉又拉不下来只能恨得牙痒的文坛骄子娇女，却原来根本不在话下!只消高高在上地拉，开架式一骂，轻而易举地就与之同领风骚了乃至彩声四起了。真妙啊!多么快捷的途径，多么犯贱的文坛!骂而优则文，骂而狠则名，驾吐沫而升九天，乘恶言而游四野，各种效益丰收，俨然又一小黑马——应该算是黑驹——应运而生矣!”
这是十年前的旧事了。对一个刚刚踏上批评之路的年轻人，这样的锋芒凌厉的“讽刺”所带来的伤害是可以想见的。不过经历一场这样的洗礼，也许并不是坏事，因为，对于真正的勇者，任何讽刺、挖苦、打击甚至迫害只不过是砥砺精神的淬火而已。
几乎像所有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一样，被别人误解，王彬彬也是常见的事情。例如，“新左派”就是别人经常送给他的一个封号。这实在是莫名其妙的奖赏。它留给人的印象是，只要你的姿态是批判性的，甚至只要你关注社会问题，你就得戴上一顶“新左派”的帽子，戴上这顶并不舒适也并不合适的桂冠。事实上，如果非得贴一个标签的话，“新五四派”也许更适合王彬彬。
在我看来，“新五四派”与“新左派”有着根本的不同。表面上看，中国的所谓“新左派”具有一副可爱的面孔，对社会不公，对贫富差别，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批判态度，显示出一种替底层大众代言的道德姿态。然而，这是一种仅仅局限于话语表达的“人民伦理”。说穿了，“新左派”所依据的精神资源，不仅是陈旧的，而且在本质上还是反人性的，从而也是反“人民”的。那些躲在大学的单元房里或自我幽禁在研究所的书斋里的“新左派”，嘴上挂着“人民”的旗帜，骨子里却是“权力拜物教”的信徒。他们是“文革”遗产的继承者，陶醉在伪浪漫主义的“宏大”氛围里，以一种的话语谋略向并不值得崇拜的人物顶礼膜拜。
而在王彬彬的文字里，你看不到那种昏愚的表情和可耻的奴相。相反，他常常以一种少见的执著和冷静，批评那些践踏人的尊严和权利的现象。与高蹈的“新左派”不同，他总是直面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残缺和问题。你在他的文章中，找不到一行卖弄学问的无聊文字，也很少看到言不由衷的虚言妄语。人的尊严和权利，人的自由和解放，是他最为关注的问题。如果非得给他一顶帽子，那这顶帽子，也许应该被叫做“新五四派”。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精神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关注人本身，或者说，是关注现实本身。他们的姿态是批判的。在他们看来，怀疑和批判乃是知识分子的职责和使命；知识分子天生就是现实的批判者，就是批判的现实主义者。
王彬彬是一个自尊而知耻的批评家。
他有自己的稳定的精神立场和道德原则。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了解文坛现状的人，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些并不鲜见的怪现象，那就是，许多所谓批评家，头上顶着“教授”、“博导”、“天才”和“新青年”的名头，干的却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勾当：昨天还在抨击“著名”作家的堕落，今天就与“著名”作家坐在一起互相吹捧；刚在南方历数完“自由”的罪恶，又到北方大唱“自由”的赞歌；早晨还是上帝之国的信徒，晚上就变成名利场上的英雄。这样的风派人物在中国文坛上，跳来跳去，上下其手，构成一道怪异而丑陋的风景线。
但王彬彬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仅与这样的人保持着警惕的距离，而且还针针见血地批评这种缺失情操的人格堕落行为。王彬彬有一篇文章，题为《正在失去的表情》，讲的是与“害羞”有关的事情：“羞怯，是人类表情中的一种。这是一种最人性最美丽的表情”，本来，“文化人脸皮是最薄的，最懂得羞怯的一群，但现在，羞怯也正在从文化界失去”。在王彬彬看，“知耻”乃是一个与知识分子的操守和人格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因此，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拍马”都是一件可耻、下贱的行为。他对“拍马”现象的分析，极其深刻：“那些官场上令一般人咋舌的拍马者，无非是想拍得高官厚禄。而有了高官厚禄，就不愁不被拍。官场上的拍马者，是以拍换拍：以拍一人或数人的代价换取被无数人所拍。拍马，在他们是一本万利的事业。对上厚颜无耻地拍人者，一般也要求下面厚颜无耻地拍己，所谓‘事上谄者临下必骄’，也就是这道理。”
事实上，拍马，在不正常的生存环境里，实在是一种普遍的人格现象，在文学批评界更是屡见不鲜。只有克服爱听恭维话的弱点，只有改变我们身上的随便说好话甚至拍马的可耻习惯，我们才会活得有尊严，我们的文学也才会拥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欢迎王彬彬等少数几个负责任的优秀批评家，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批评正直而高贵的形象。
真正的批评家常常受到的另一种指责是，他们尖锐、偏颇有余，而宽容、全面不够。王彬彬自然也没有逃脱这样的挑剔。事实上，他所遭受的误解，比这还要严重。他对一些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的直率、尖锐的批评，给自己惹来的甚至是羞辱：他的文章被说成是“红卫兵文风”、“大批判文风”。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中国人习惯于温文尔雅的废话，习惯于不着边际的空话，习惯于居心叵测的好听话，就是不习惯逆耳的忠言，坦率的真话。有些人面对真正的批评，不仅不给它以真诚的感谢和公正的赞美，反而要用侮蔑之盾来抵挡，用仇恨之戈来反击。就连鲁迅这个最懂得爱的人，都被当作“仇恨政治学”的建构者，他的批评精神也被认为是“应该缓行”的“泼赖”，那么，直言者身上被别人吐上一些口水，还有什么奇怪的呢？好在，面对恶意的侮蔑和并无恶意的误解，王彬彬并不惧怕。他知道那些要求别人“宽容”和“冷静”的说辞的虚妄。宽容不是糊里糊涂的包容，更不是没有原则的纵容。
宽容并不是严格的敌人，更不是真理的对头。至于“全面”，只有全能的上帝才做得到。事实上，“全面”常常是那些理亏心虚的人给自己找借口的理由，正像王彬彬在《可怕的全面》中所说的那样：“‘全面’之可怕，往往表现为在‘全面’的名义下，是非泯灭了，黑白颠倒了，价值观念上的相对主义盛行起来了。”是的，“全面”并不是判断好坏、是非、善恶的标准，有多少谎言和罪恶是在“全面”、“完整”、“彻底”的旗帜下大行其道的。
这些年来，有幸参与编发过王彬彬的几篇文章，如《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两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反思》等，感觉到王彬彬不在乎更不屑于追求那种让谁看了都觉得通洽圆融的“完整”。他在乎并追求“真”，致力于发现并揭示真相的工作。他对一位大人物的稿费的研究，细心而认真，纠正了人们的虚妄的记忆和错误的想象。他对王朔作品的批评，显示的也是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是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宝贵的文化责任感。他在《流氓的变迁》、《三代人眼中的王朔》等文章和《文坛三户》（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对王朔的批评，尤其令人感佩。他通过细心的研究发现，王朔虽然受到“六十岁左右的一代文化人”的欣赏，但是却并不为“老、青两代文化人”所欢迎。例如，杨宪益先生就“很不喜欢王朔”，曾作诗一首：“痞儿走运称王朔，浪子回头笑范曾。我自闭门家中坐，老来赢得好名声。”他不仅准确地分析了“六十岁一代”喜欢王朔的原因，而且还深刻地剖析了王朔的“价值”，指出王朔的小说并没有多少正面价值，因此，是一种应该警惕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这些足以说明王彬彬正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他是站在“五四”旗帜下的批评家，因此，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需要的批评家。
王彬彬被一些人误解甚至被说得一无是处，但却受到许多普通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一位读者在读了他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风高放火与振翅撒水》一书后，写了一篇读后感贴到网上，其中几段文字是：
“《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是一本很好读的学术著作，指其好读，是因为通篇没有学界常见的酸腐，拂去中国现代文学的众多灰尘，让我们看到了接近原本的真相。王彬彬是严谨的学者，思维敏锐、活跃，读得出先生治学的缜密，让你看到灰尘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应当如何辨别真相。
20世纪的现代文学颇具研究意义，且不说“五四”之后的活跃期怎样令今日的我们汗颜，单指那段历史大背景的纷繁，就已经有很多谜团一直萦绕。王彬彬在书中涉猎的周作人汉奸身份的辨识、陈独秀与北大的一波三折、许广平在“文革”期间对鲁迅的扭曲，都让我看到了不同时期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他们其实是在世纪风雨中独行的扁舟，一点政治的风浪便可以将其彻底埋葬在时代的汪洋中。他们终生追求特立独行、自由思想，可最后却不得不在时代的变奏面前乱了章扭曲了人性。……
王彬彬比照了瞿秋白和韦君宜，这是令人拍案的比照，两代文人在革命的风雨中用一生完成了自身对革命的定义，为此，他们的个体生命有了彻底的翻转。悲凉感在每层时间的断代中都深深埋藏。我们是在读史的过程中，才可以这般清醒，倘若当年我们身处其中，怕也是投身其中的尽情地舞者吧。向王彬彬先生致敬！”
是的，我们应当感谢王彬彬们，是他们撕下了历史的封条，同时也唤起了人们的警觉。今天再重新回首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我们既往对“文革”以及极“左”悲剧根源的认识远没到位，类似历史悲剧重演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他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使得他必须要对历史和社会负责任，更要对后人负责，他坚持正义，不允许颠倒黑白涂改历史事实，更不允许对历史的误读与道德上的偏执，他穿梭在历史与现实的缝隙间，努力揭示被蓄意遮蔽的历史现象。看着那些虚假的文字，他恼怒，他疾呼。在历史现象的真与伪面前，除了是一位站在“五四”旗帜下的批评家外，他还担当着一个精神保姆的角色，捍卫和守护着灵魂深处的神圣。
王彬彬是一个极其随和而善解人意的人。
与他交往，用不着警惕，更用不着猜测，他会把真诚实实在在地给他喜欢的朋友们。我还能很清晰地记得1991年那一个下着雪的上午，一个清瘦，面色白皙而无多少表情的小伙子来到了的编辑部。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南京的王彬彬。”这时，编辑部里的几个同事很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请他坐下，他没有坐，依然挺拔地伫立着。于是大家也都挺拔地伫立着说话。他说来长春是到东北师范大学学习日语，学习已经结束就要回去了。记得当时他穿了一件淡米色的羽绒服，牛仔裤，因为很瘦，显得衣服很宽大。他说话的声音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加上手势，看着很有激情。十几年过去了，王彬彬依然是那么真诚，只是很少大嗓门讲话了。他学会了更多的包容。前一阵子，他被邀去华山与“金大侠”论剑，后来主办单位怕出现尴尬局面，最终没让王彬彬论战，好吃好喝好玩地招待他一阵把他送回，王彬彬说：“他们很虚弱，我倒风光了一趟。”
王彬彬没有更多的爱好，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打麻将也不爱看足球，但他坚持要求给本科生上课，他愿意做一个永远的启蒙者，愿为刚入学的大学生们引路。除了上课、读书写文章之外，他不会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