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在兩岸關系上的努力

 

　　自1949年起兩岸分治至今已經66年之久，回顧關于雙方高層的政治協商、談判交涉也不是沒有。早在1956年，北京給臺灣蔣介石的信中就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建議，并擬了“兩岸和平協議”：在政治層面上，臺灣的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繼續由蔣介石統領；經濟上，若是臺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北京中央政府可以撥款補助。當時大陸已經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但也承諾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在條件成熟后再進行，以降低國民黨對社會主義的抵觸情緒；在安全方面，期望兩岸雙方保證不做破壞對方的特務工作，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中以溫情攻勢做結尾，稱：“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盼蔣在中國統一后回故鄉看看。

 

　　對在國共內戰后敗逃至臺灣、驚魂甫定的蔣介石來說，中共此時伸出了橄欖枝，他是又驚又疑，驚的是昔日敵手突然要與自己和解，卻又懷疑中共的誠意。此刻蔣又從情報機構得之，李宗仁有意從美國返回中國，北京也承諾以禮相待，他認為不妨一試。經過一年的思考，1957年便派了國民黨將領宋希濂的三哥宋宜山，以赴北京探望宋希濂為名，一探虛實。

 

　　宋宜山在北京接觸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統戰部長李維漢后得知，中共方面確實有誠意經過兩黨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在政治安排上，使臺灣成為中央政府轄下享有高度自治的自治區，中共不派人參與，但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與中央政府的領導。最終反對外國干涉中國內政，希望中國事中國人自己內部解決，要讓美國軍事力量撤離臺灣海峽。然而因為宋宜山在回報蔣的書面報告中，對大陸的所見所聞、社會主義改造成果贊揚甚多，蔣向來對中共猜忌甚深，宋對中共的正面評價，反而使蔣認為宋有被大陸買通吸收的嫌疑，情報真實性可能大打折扣，蔣便中斷了這次國共政治談判的試探性接觸。

 

　　與宋宜山去北京同時，蔣氏父子又派了著名報人曹聚仁繼續穿梭于兩岸之間，為政治談判牽線。1956年7月和10月，曹聚仁先后見到了周恩來與毛澤東。在談到如何開展“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問題時，毛談到了蔣介石，并肯定了蔣在中國現代史的作用與貢獻，并透露準備在自1945年重慶談判之后，再次與蔣介石握手和談的想法。曹聚仁和毛澤東談完后的隔年，曹又親赴浙江奉化溪口鎮，考察蔣的老家住宅，發現一切保存安好，并在蔣母的墳前掃墓致祭，而且在所到之處一一拍照，冀望能勾起蔣的思鄉之情，促成國共兩黨重啟談判，但因大陸開展了“反右派斗爭”，談判進程又拖了數年。

 

　　1965年，李宗仁順利返抵大陸，并受到熱烈的歡迎，蔣氏父子也許是受到此事件的觸動，便緊急會見曹聚仁。曹向蔣介石、蔣經國說起北京方面的六項條件：一是對蔣介石個人的安置。安排蔣得率舊部回到大陸，選擇浙江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居住，蔣繼續擔任國民黨總裁，并劃江西廬山地區作為蔣的“湯沐邑”，讓蔣平時居住與辦公之用。二是臺灣方面的政治安排。由蔣經國出任臺灣省長。除了外交與軍事由北京中央政府負責之外，其余政務由臺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后再協商。三是臺美關系。要求臺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濟援助。若是財政困難，由北京按照美國支援的數額撥發補助，切斷美國對臺灣的實質影響力。四和五是軍事方面，要求臺灣海、空軍此后由北京指揮。陸軍縮編后其中一個師駐金、廈，其余駐臺灣。而廈門和金門合并為自由市，作為兩岸之間的緩沖與聯絡地區。該市行政首長由駐軍師長兼任，人選由臺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也就是兩岸協商任命人事。六是民生待遇。規定臺灣現任官員級別與待遇不變。保證繼續提高臺灣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準降低。不過由于緊接著的文化大革命，兩岸的政治協商再一次中斷。

 

　　待文革動亂局勢趨于穩定之后，北京方面再次提出兩岸和談的建議和邀請，蔣介石在經過一年多的考慮后，也興起與中共重開談判的意念。1975年初，蔣將重啟兩岸政治談判的使命交給國民黨元老、同時也是蔣的心腹重臣陳立夫。陳受命后，馬上用“總統府資政”的名義經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澤東到臺灣訪問的信息。然而蔣、毛在1975、1976年先后辭世，兩岸在蔣介石執政時期的密使政治預備性磋商宣告結束。其后執政的李登輝，雖有派蘇志誠分別在香港、澳門和廣東珠海與大陸的代表會晤27次，甚至促成兩岸首次“汪辜會談”，最后還是不敵李登輝逐漸走向臺獨路線而告終。

 

　　由此可知，兩岸雖然分治長達一甲子的時間，兩邊執政當局都希望透過臺面下的一些交往溝通，為政治談判、鋪路創造條件。若以蔣介石執政期間的談判內容為例，和談條件不外乎是以下六點：首先是臺灣的政治地位安排。臺灣執政當局始終不接受成為北京中央政府轄下的一個普通省份，故臺灣成為一個政治特區是較符合政治現實與臺灣人民期望的，這個原則后來也延續到了“一國兩制”政策。

 

　　第二，對等協商主體的改變。過去國民黨長期執政，兩岸的政治談判也就等同于國共兩黨平等的談判。但如今臺灣已經出現兩次“政黨輪替”的經驗，未來也有持續發生的可能性，以“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作為兩岸間政治談判的名義已經不適合，所以現今應以臺灣當局與大陸當局的對等協商為主，談判主體不再只是兩個黨派。

 

　　第三是經濟層面，大陸實行社會主義道路，臺灣奉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大陸尊重臺灣的經濟制度與社會型態，甚至同意臺灣未來不需上稅給中央，在建設資金不足時還給予特別撥款補助。在經濟領域，臺灣依舊掌握相當的自主權，差別只在于多了個堅實的后盾。

 

　　第四是軍事與外交，臺灣可保留自己的軍隊駐扎，但外交權歸于北京中央政府，并且要將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可能性排除，這在葉劍英、鄧小平于1980年代初的談話中仍然延續。

 

　　第五是人事安排。1965年，北京承諾臺灣政務全權自行負責，鄧小平在1983年時延續這個說法，稱大陸不派軍隊、行政人員駐臺。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臺灣人士留出名額。這體現了給予臺灣“高度自治”的精神。

 

　　最后是民生方面，過去北京稱要繼續提高臺灣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降低；如今則是關照到兩岸人民的經濟合作且更為全面的福祉。

 

　　習馬會是各方樂見的結果

 

　　時過境遷，無論是蔣氏父子或者李登輝，都已不在臺灣地區領導人的位子上了，從2008年執政至今的馬英九在前人的基礎上，放棄從前密使穿梭帶話的臺面下談判方式，即將真正實現了兩岸領導人在正式場合的會面，不僅減少了信息在傳遞中因失真發生誤判的風險，更能增進兩岸當局彼此的政治互信。其次，雖說去年馬英九希望出席在北京舉辦的APEC峰會，然而卻因為不愿使兩岸關系國際化而作罷。但本次“習馬會”借助第三地——新加坡，同時也是1993年兩岸開啟對話（“汪辜會談”）的起點，在國際社會的見證下，訊息透明度極高，又一次看到兩岸的和解共處，為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做出貢獻。所以本次“習馬會”選擇在新加坡是非常恰當的。

 

　　再來說馬英九辦公室發出“習馬會”消息，其目的在于馬英九任期已經剩下七個月時間，為使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態勢不受未來可能出現的政黨輪替影響，馬力排眾議、開創兩岸領導人會面的機制，若能直接建立起兩岸高層領導人定期互訪或熱線等措施，長期來說，將會成功封堵“臺獨”主張繼續橫行以及兩岸政治風險，減少可能發生的沖突。還有一個外溢效果，即透過高層有效的溝通，將使兩岸在南海、東海等與海上鄰國有爭議的地區展開合作，共同維護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對馬英九個人而言，也是在卸任前追求個人歷史定位，足以在兩岸關系發展以及中國現代史上留名青史。

 

　　就短期而言，“習馬會”所塑造起的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氣氛，也有助于回過頭來肯定國民黨執政這些年兩岸政策帶來的穩定局勢，進而增加選民支持國民黨籍“立委”候選人，拉抬選情。此外，當前民進黨籍2016“大選”參選人蔡英文始終不愿面對“九二共識”，回避兩岸政策的論述與辯論，面對“習馬會”即將登場，她質疑馬是為了個人的政治評價去框限臺灣的未來，去承諾自己無法負責的事情。但蔡英文忽略的是，馬英九在卸任前還是臺灣地區最高領導人，在其位謀其政，名正且言順，在任內不決定臺灣的大政方針，才是違背民意和瀆職。估計“習馬會”之后，勢必會迫使蔡對兩岸關系作出更清楚的回應，讓民進黨在兩岸關系發展上能更負責任。對美國來說，倘若“臺獨”所可能造成的風險在“習馬會”后能被有效控管，華盛頓也可避免“臺獨”言論或行動拖累，損及其國家利益。擁有高層級、透明化的兩岸政治對話，相信也是美方以及世界各國所樂見的。

 

　　總而言之，兩岸將迎來分治66年之后首度的最高領導人會面，盡管馬英九辦公室發言人稱此次會面不發表聯合聲明、不會簽署協議，但閉門會議及共進晚宴已有足夠時間讓習、馬二人充分溝通，期待他們為兩岸政治談判開啟良好的先河，為兩岸未來的政治定位交換意見，增進雙邊政治互信、減少內耗與敵意，為兩岸關系建設起一條新的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