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您長期關注中國的生育政策，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前就預測即將有政策調整，這是如何判斷出來的？

 

　　易富賢：單獨二孩政策的申請率遠低于預期，決定了五中全會和“十三五”規劃必然會大幅調整人口政策，這是沒有懸念的。我認為全面二孩政策也不足以改善中國人口結構，這幾個月陸續完成了幾萬字的內刊報告，論證要盡快停止計劃生育。

 

　　南都：您如何評價這個政策的調整？

 

　　易富賢：十八屆五中全會突破重重阻力和人口學界的理論恐嚇，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標志著持續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退出了歷史舞臺，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的進步。

 

　　生育意愿被嚴重高估

 

　　南都：在實施單獨二孩之后，為何沒有有關部門預估的200萬的新生兒增長？

 

　　易富賢：2014年之所以只實行單獨二孩政策，是因為有預測稱，如果全面二孩，將出現難以承受的出生高峰，每年會出生4995萬、4700萬人。相關預測稱，單獨二孩足以將生育率提升到1.8，每年多出生200多萬人，累計4年會多出生1000萬人。面對這些人口預測，決策層對全面二孩望而卻步，更加不敢停止計劃生育了。

 

　　但是截至2015年5月31日，相當于實行單獨二孩政策424天，全國只有139萬單獨二孩申請。減去政策前懷孕的18萬例和政策后原本打算超生的30萬例，因為政策只新增56萬例申請；以62.5%的出生/申請比計算，只會多生35萬人，遠低于國家衛計委預測的200多萬。

 

　　申請數在逐月下降，假設補償性出生在1-4年內以45：27：18：10的比例釋放，那么合計只會多生78萬人，遠低于所預測的1000萬。

 

　　南都：為何會有如此重大的判斷失誤？

 

　　易富賢：單獨二孩的實踐其實暴露了中國人口學體系的“致命”弊端。人口學有“人口”二字，人們想當然地以為人口學家在人口政策上最有發言權。其實這是很大的誤解。

 

　　相關預測稱2014年全面二孩的目標婦女有1.52億，60%-70%有生二孩意愿，將累計多出生9700萬人。我曾用“剝竹筍”的方法，剝去數據“筍殼”。這里簡述一下：

 

　　一，有人想生也生不了。“生育障礙率”是指生理上難以成功活產孩子（包括不孕）的比例。根據目標人群的年齡結構用年齡別生育障礙率計算，這1.52億婦女最多只能出生5274萬孩子。

 

　　二，生育理想轉變不了生育現實。從理想到現實，需要“過五關”：腦動-心動-行動-胎動-嬰動，層層折扣。1992年-2010年，日本總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數的51%-57%.

 

　　三，有人原本就會合法生二胎。中國的政策生育率為1.354，有相當部分人可以合法生二孩。

 

　　四，有人原本就打算超生。

 

　　五，有人會主動放棄生育機會。剝去上述五層“筍殼”，9700萬只剩下800萬左右。仍然還有“筍殼”，比如雙獨家庭原本就可以生二孩。

 

　　南都：過去人口政策遲遲未能調整的原因是什么？

 

　　易富賢：中國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后就低于1.5，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只有1.22，說明中國至少在1990年后就應該調整人口政策。

 

　　我在2007年版《大國空巢》中根據社會經濟發展對生育率的影響，推測停止計劃生育，中國的生育率將從2006年的1.95下降到2023年的1.47，依照這種生育率走勢，峰值人口將不到14.7億。但是有人口學家20 0 4年提交報告，預測全面二孩的話，峰值人口能達到16.07億；建議為期15年的二胎過渡，到2020年全面放開二孩，2029年總人口達到14.7億。根據他們的建議，決策層很難下決心調整政策。

 

　　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社會經濟水平超前中國大陸21年、23年，在鼓勵生育的情況下，2001- 2013年平均生育率只1.20、1.14；中國大陸能靠全面二孩將生育率穩定在2.0以上（顧寶昌2004年預測）、1.8以上（國家衛計委2015年預測）？

 

　　今后鼓勵生育的難度會非常大

 

　　南都：低生育率如果就此持續，中國會面臨怎樣的問題？低生育率陷阱有多可怕？國外經驗，控制人口增長與低生育率時鼓勵生育的難易程度不同，后者要困難許多。

 

　　易富賢：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及社保體制，是生育率下降的“勢能”，是免費的。印度社會發展水平落后中國十多年，但是生育率從1980年的4.7“自發”地下降到2013年的2.3.1980年中國的生育率就只有2.3左右了，計劃生育將中國的生育率提前“推”下了懸崖。而要鼓勵生育，卻需要昂貴的“動能”。日本鼓勵生育幾十年了，現在好不容易才將生育率提升到1.4.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也鼓勵生育多年，但是近年生育率依然徘徊在1.1、1.2.

 

　　南都：有無可能通過吸引移民消解這種人口低生育危機？國際上是否有過有效的經驗借鑒？

 

　　易富賢：移民不能有效改善人口年齡結構，移民也會老；只有提升生育率才能有效改善人口結構。比如加拿大吸引移民的比例比美國還要高，但是生育率低，今后的老齡化遠比美國嚴重。中國作為這么大一個國家，今后那么龐大的老年群體，靠移民只是杯水車薪。今后中國老齡化嚴重，經濟減速，經濟水平的相對優勢下降，是無力吸引移民的，而且管理移民需要高超的行政水平。

 

　　南都：獨生子女政策是否極大地加劇了中國老齡化問題？

 

　　易富賢：發達國家的生育率是“自發”下降的，老齡化速度比中國慢。65歲及以上老人比例從4.9%提升19.2%，中國只需要50年時間（1980-2030）；而美國需要103年（1924-2027），英國需要116年（1906-2022）。可見，計劃生育使得中國未富先老、速老。

 

　　應視人口為財富而非負擔

 

　　南都：這一兩年來經濟下行，有評論認為部分原因是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緣故。對此您如何評價？

 

　　易富賢：中國目前面臨人口危機。以兩個人口學指標為例。日本1951年的中位年齡為22歲，而美國為30歲。青年日本追趕中年美國，收入差距不斷縮小。1991年日本的中位年齡38歲，超出美國5歲；1992年經濟增速開始低于美國。1979年中國的中位年齡22歲，美國為30歲。2015年中國38歲，開始超過美國；2030年中國45歲，超出美國5歲；2050年中國55歲，美國只有42歲。今后走在前面的是中年的美國，而在后面追的是老年的中國。

 

　　20-64歲勞動力是驅動經濟的動力，老齡化是阻力。1946-1973年日本經濟年均增長8.9%.日本勞動力與65歲及以上老人之比在1975年開始低于7.5，在1992年開始低于4.8，在1994年開始低于美國，2011年只有2.5；1975-1991年經濟年均只增長4.4%，1992年后增速低于美國。中國的勞動力/老人在2010年降至7.5，2021年將降至4.8；經濟增長率也在2012年開始減速，下行壓力將不斷增大。2035年中國的勞動力/老人將只有2.5，開始低于美國，更是遠低于印度的6.6，經濟活力也將低于美國和印度。

 

　　可以說，幾十年的計劃生育，尤其是生育率從1990年的2 .3跳躍性下降到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奠定2011年后經濟下行的人口學基礎。

 

　　南都：老齡化的養老問題，養兒防老和社會養老對中國來說，已經成為兩難問題了，如何破解？

 

　　易富賢：養老的本質是人養老，不是錢養老。養兒防老是父母“各子其子”，孩子長大后“各親其親”，因此能夠做到“貨、力為已”，養小孩的投入能得到回報（物質和精神）。而社會養老是“各子其子”，但是“不親其親”，養小孩的成本靠父母，但是小孩的回報卻是給社會，從經濟學角度，養小孩是虧本的，因此生育意愿低。養兒防老是在慈愛之火澆上利潤之油，能夠持續燃燒下去，而社會養老卻是潑上一盆水。

 

　　但是現在無法恢復傳統的家庭養老，需要探索在“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的基礎上，“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既讓養老收益與養幼投入適當掛鉤，又讓“鰥寡孤獨皆有所養”。

 

　　南都：對于生育，目前的計劃生育以及現在放開二孩，所有的出發點都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但對于公眾個體來說，這似乎是不夠充分的理由，生育二孩，遠遠不是添加一個孩子的問題，特別是對于職業女性來說尤其有各種憂慮，如何緩解她們的擔憂？

 

　　易富賢：現在雖然實行全面二孩政策，也仍然是將人口視為負擔，在這種人口理念下，很難保障婦女生育方面的權益。只有將人口視為財富，母親是“財富的創造者”，則今后面臨的不是“限制生育權”，而是“保障生育權”的問題。降低養育成本的相關的經濟法，婦女兒童保護法，保障生育秩序的婚姻法、繼承法等多項法律就面臨重大修改。

 

　　南都：人口危機對家庭是一個巨大挑戰，對社會更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您覺得中國做好了這方面的準備了嗎？該如何更好地準備？

 

　　易富賢：面對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老齡化，只有將人口視為財富而不是負擔之后，中國才可能出臺一些有利生育的政策，但是探索的過程將是漫長的。

 

　　南都評論記者 張天潘  實習生 郝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