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史正富58歲，他給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標是：“再過兩年就退休”。

　　當時，史正富橫跨學界與商界。他既是上海同華投資集團的董事長，依靠敏銳的商業嗅覺坐擁數十億財富；也是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與張五常、樊綱、張軍、林毅夫、張維迎等中國經濟學界大腕交往甚密。

　　今年，史正富已經61歲了。他不僅沒有退休，反而在上述兩個身份之外又多加了一個頭銜。11月22日，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成立，史正富出任該研究院的學術委員會主任。

　　“我們這個研究院的目的，就是要搞清楚中國這些年走過的路背后的機制，從中找出一般性的規律，讓我們未來走得更好。”在成立儀式上，史正富毫不諱言自己的抱負。

　　事實上這么多年來，無論是在學界還是商界，史正富從來沒有停止對中國經濟的研究。早年在復旦大學求學期間，史正富一度表現出研究經濟學的天賦和造詣，他的論文多次在權威學術期刊《經濟研究》發表，并曾獲得1988年度孫冶方獎。

　　即使“下海”多年，史正富也沒有放棄自己對中國經濟的研究，反而從實踐中吸取了更多的養分。

　　2013年，史正富出版《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一書。在書中，史正富將中國特色的經濟體制稱為“三維市場經濟”，認為地方政府也是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主體，并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一理論突破了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經典的“政府-企業”二維關系，在學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

　　“我的理想一直是做個學者，組織一批人，研究中國的制度變遷，拿幾個諾貝爾經濟學獎。”三年前，史正富對來訪的記者如是說。而如今，他正行走在實現自己理想的道路上。

　　“我對中國有信心”

　　兩年前，史正富在《超常增長》一書中預測，從2012年-2049年，中國經濟前18年還有8%的增長率，后18年預計還有6%的增長率。

　　然而從今年開始，外界普遍下調對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期。在近期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中央提出2016年至2020年經濟年均增長底線是6.5%以上。

　　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究竟還有多大？如何看待自己兩年前的預測與現實的差距？《國際金融報》記者與史正富的對話就是從這里開始的。

　　“我研究的是客觀上中國經濟能有多大的增長。但是在現實中，你也可以選擇不要增長這么快，增長慢一點。”史正富說，至今他也不認為自己的預測有問題，“道理很簡單，你去分析一下經濟增長的幾大要素是不是出了問題？”

　　史正富對增長目標的判斷依據是，GDP的年增長率等于儲蓄率（或投資率）除以資本產出比。簡單來說，如果一年的投資是30%，而4塊錢的投資能產生1塊錢的新增GDP，那么這一年的經濟增速就是30%/4=7.5%。

　　“中國今年的儲蓄率約50%，即使投資效益下降20%，也就是每投資5元能增加1元錢的GDP，那么經濟增速也能達到10%。如果按照我的預測，中國經濟增速達到8%，那么只需要40%的投資率就行了，因此這個空間還是非常大的。”言談之間，史正富輕易地化解了這個看似棘手的問題。

　　在分析完資本要素的情況后，史正富又將焦點轉向了勞動力要素方面。在他看來，中國的人口紅利并沒有消失。

　　“人口紅利到底指的是勞動數量還是勞動質量呢？”史正富率先發問。

　　史正富分析，如果人口紅利指的是勞動數量，那么即使到達了劉易斯拐點也無需擔心。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隨著機器人設備的發展，未來在制造業、交通運輸業、服務業，將會出現越來越多機器代替人工的現象。從而解決勞動數量不足的問題。

　　而如果人口紅利指的是勞動質量，史正富認為那更無需擔心。“中國的教育體系培養了大量高素質的勞動者，只需要做一些面向產業需要的人力資源再培訓工程，那么勞動質量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史正富認為中國經濟要保持中高速增長，就是要加大投資，“不投資，讓資金閑置，或跑到影子銀行，增長率下降，這是自造的危機。”

　　國家戰略投資

　　史正富指出，要保持中國經濟的增長，應當加大投資力度。但是投什么？怎么投？依然是等待經濟學家們解決的難題。

　　談到投資問題，史正富一下子就打開了話匣子。與別的經濟學家不同，史正富多年來在投資領域積攢了豐富的經驗。他不僅能夠發現問題，還善于給出解答。

　　史正富將未來的投資機遇總結為兩大主題。其一，是戰略性、基礎性生產要素的投資，包括能源、生態、人力資產等諸多領域；其二，是為了改變市場經濟收入兩極分化而做的民生保障類投資。

　　史正富表示，首要用超出教科書經濟學的思維來看待這個問題。中國人口大都集中在東部地區，而西部地區發展緩慢。空氣質量差、水污染、房子不夠等問題很多，但資源卻開發不出來。

　　“中國整個的水域體系、淡水供應，能源——主要的能源是煤，不是清潔能源，同時還進口那么多石油，過于依賴國際市場。這些根本問題沒有解決。”史正富指出，要解決這些生態、環境、資源等方面的問題，需要在較多時期內持續進行較大規模的投資。

　　而第二個領域則注重民生保障類工程，比如社會保障住房，廉租房，用非市場價格讓中青年畢業進城的人能夠安居樂業。

　　而另一部分是民生資產，史正富建議賣掉一些國有股份，專門收購具有固定收入特征的各種資產。比如城市中心的主要購物廣場，景區的索道等，“這類跟著時間、人均GDP的增長自動增長。形成社會財富結構中代表公共財富的資產基礎，是平衡市場經濟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財產來源。”

　　“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才7000多美元，跟美國人均5萬多美元相比，差得還遠。怎么會沒有投資機會呢？當然了，上述幾項社會性、基礎性投資都是超大規模、超長周期的，且操作復雜性也很高。私營企業為中短期利潤，是不會投的。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生產與投資的根本目的是民富國強，必須超越資本定義，不能僅僅滿足企業利潤投資的邏輯。”

　　創新投資工具

　　而鑒于國家基礎性戰略投資的特點，史正富認為單純市場與單純政府都難于承擔。

　　“國家基礎性戰略投資的規模超大，周期很長，涉及跨地區甚至跨國家的關系處理。因此單純市場性的企業不可能有此投資意愿與操作能力。同時，單純政府財政出資也行不通，因為財政超額支出如果過大，必然引起通貨膨脹，反過來擠壓常規市場投資，從而抵消財政投資的正面作用。”史正富說。

　　那么投資究竟該如何實現？史正富建議成立國家戰略投資基金體系。史正富強調，這是一個準市場性的組織，但同時依賴國家資金引導。“本職是用資產負債方式，代替國家的收入方式解決國家戰略基金投資的可持續性。這種機制要代替國家撥款，從而可以和市場進行體系相融合，不耽誤市場競爭和創新活力。”

　　在史正富的設想中，國家戰略投資基金應該下設立若干專業性子基金，由國家財政提供引導資金，授予基金特許投融資范圍，選擇性提供國家信用擔保，市場化挑選基金管理人，用多元工具多渠道向國內外募集資金。

　　此外，國家戰略投資基金還應該打造市場化、專業化基金運作團隊，建立以國家榮譽和長期經濟利益并重的復合型長期激勵機制，并完善建立基金投資決策、咨詢與審計體系，促使基金體系在總體上達到有效運行。

　　“這里的關鍵是，基金由國家引領，但是按市場規則運行；資金有國家參與，但又是規范地從市場募集；團隊受國家指導，但也按現代人力資源模式形成；投資風險與回中有國家行為的影響，但更是基金出資人承擔。”史正富說。

　　史正富還強調，這些作為超常購買力的投資不是可有可無的“公共工程”，而是中國長期發展與人民長期福祉所必需的戰略性基礎設施。只要基金運行達到中等水平，則跨越幾十年的數十萬億的投資，將開辟出一個長期穩健的投資機會。“這不但會再續中國經濟的超常增長，而且將從根本上重塑中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