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過後，圍繞應對過剩產能、降低企業成本、化解房地產庫存、防范金融風險的“組合拳”料將陸續亮相。從目前各方釋放的信號來看，化解房地產庫存已經成為先行者。但是，筆者認為，要取得四個“殲滅戰”的勝利，“降低企業成本”同樣不可忽視，而要真正落實“降低企業成本”不妨從減稅開始。

　　降低企業成本是中國企業轉型倒逼之下的必然選擇。在過去的十幾年，在歐美國家消費、新興國家制造產品、資源國家提供要素的舊的世界經濟平衡框架下，中國依賴每年高達20%—30%的出口增長創造了年均9%以上的經濟增速。在規模擴張下，中國企業依賴低人力成本、低土地成本和低環境成本，即使“薄利多銷”照樣能過上逍遙日子。但自2008年以後，中國企業遇到了兩個大麻煩：一是舊的世界經濟平衡框架坍塌了，美歐國家民眾不敢消費了，外需急劇萎縮，中國企業“以量取勝”的策略失靈了;二是隨著中國人均GDP超過7000美元，勞動力、房租和環境成本都快速飆升。在銷售不振和成本拉升的兩頭夾擊之下，中國傳統制造業盈利狀況不斷惡化。

　　在經濟由高速增長步入中速增長的轉軌時期，中國企業“以量取勝”的時代注定一去不複還了。企業必須轉型，一是要靠產品創新，提高產品的附加值;二是要靠工藝創新，降低產品生產成本。但是，現在企業盈利能力很差，活命都困難，哪裏還有財力和功夫去創新?企業在苦熬寒冬時，特別需要政府扶持一把，降低企業成本就是最好的雪中送炭。

　　企業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稅費負擔、社會保險費、財務成本、電力價格、物流成本等等，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電力價格、物流成本等涉及多方面的行政改革和市場改革，是一項長期的改革任務，相比之下，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才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應急舉措。

　　實際上，通過減稅來激發全社會的創新活力，促進經濟複蘇一直是社會各界的共同期待。但是，這么些年來，中國一直奉行的是“結構性減稅”，而不是“整體上減稅”，在宏觀上的表現就是小口徑的稅負(稅收收入占GD P的比重)多年來一直在上升。政府和許多學者認為，如果考慮到財政支出長期以來具有的剛性特征，以及民眾收入水平提高後對公共福利需求的進一步提升，中國繼續減稅並不具備現實的可操作性。

　　對於此觀點，筆者也是大致認同的。因為不論是與發達國家27%的稅負相比，還是與發展中國家22%的稅負相比，中國現在20%左右的小口徑宏觀稅負都不是太高。但是，筆者以為，把整體性減稅作為中短期供給側改革措施應該還是一個好政策。

　　可資借鑒的是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進行的供給革命。裏根上台後，先後於1981年和1986年出台了旨在大幅減稅的經濟複興稅法和系列稅收改革法案。1988年上台的布什政府也沿襲了裏根的減稅政策。結果表明，這一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從1983年開始，美國出現了連續92個月、平均4%的增長。雖然美國的減稅政策導致政府的財政赤字初期快速增加，但微觀稅負的降低很快帶來投資恢複、經濟增長和稅基擴大，最後的結果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反而增長得更快。

　　更何況，從預算改革的角度看，中國還是有一定減稅空間的。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這些年在預算民主和預算監督方面都有了不小的進步，但是，目前的預算制度還存在三個問題：一是預算比較粗，各單位往往先報個大致數，而且會盡量多報一點;二是財政支出中的經濟支出占比大，財政支出需要逐步回歸公共本性;三是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缺乏有效考核。常見的“突擊花錢”現象表明，隨著預算制度的改革，財政支出還是大有潛力可挖的。

　　如果從廣義的角度看稅收，則中國的減稅空間還會更大。上面提到的中國稅負不高，指的是小口徑稅負，如果拿政府收入占G D P的比重來計算大口徑的宏觀稅負，則中國37%左右的大口徑稅負在世界上橫向比較來看都是不低的。除稅收外，這裏的政府收入還包括政府收取的社會保險費、非稅收入和各類政府性基金收入。雖然後三者不是稅收，但同樣是社會和民眾的負擔，同樣是靠政府強制力征收的，具有部分稅收的屬性。也就是說，中國雖然稅不高，但費很高，減稅的空間雖然不大，但降費的空間還是很大的。

　　當然，正如美國一樣，減稅費對中國而言，一樣會帶來暫時的財政赤字增加，但應對的辦法還是有的。一是中國中央財政的債務率本來就不高，再增加點財政赤字應該不是什么大問題;二是減稅只是作為中短期救急政策，等中國經濟轉型成功，企業活力恢複後，再逐步增稅以償還政府欠債也不遲。 （作者：趙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