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报网讯】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7日（星期一）9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部长助理许宏才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在本场记者会上，最引人关注的问题是个税起征点，对此楼继伟称，提高个税起征点是不公平的。单纯提高个税起征点并不是改革方向。中国将转向综合个人所得税体系，中国将循序渐进地实施个税新体系，新体系下房贷利息、教育和抚养子女费用将可减税。
楼继伟：要不要再提高起征点？我不要绕弯说话了。简单地提高起征点是不公平的。一个人的工资5000块钱，如果还要养孩子，甚至还有老人，就非常拮据，统一扣除标准本来就不公平，在工薪所得项下持续提高扣除标准，不是方向。
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楼部长，您好，不知道您是否感觉到这几年房价物价一直在上涨，但是个税起征点从2011年上调之后就没有发生变化，您刚才说个税改革方案正在提出之中，不知道有没有具体时间表？另外，如果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个税征缴方式会不会带给工薪阶层更多的获得感？谢谢。
楼继伟：我们多次上调过工薪所得税的费用减除标准。刚才说的起征点，精确地说，是工薪所得减除的费用标准，听起来就比较别扭，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和绝大多数国家不一样，我们实行的是分项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只是对工薪所得有一个基本费用减除标准。那么应当实行综合所得，而不是说对工薪所得的费用标准，是综合的减除标准。那么带来一个问题，要不要再提高起征点？我记得我去年就回答过，简单地提高起征点是不公平的，一个人的工资五千块钱可以过日子过得不错，如果还要养孩子，甚至还要有一个需要赡养的老人，就非常拮据，所以统一减除标准本身就不公平，在工薪所得项下持续提高减除标准就不是一个方向。
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这个事情很复杂，去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一起研究了个人所得税改革涉及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了一个改革方案。做法是要分步到位，因为综合所得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想做，为什么没有做到？它复杂，要把个人所得收入，现在讲11项综合在一起，然后在做一个不是简单的工薪项下的扣除，而是说要做分类的一些扣除。比如说个人职业发展、再教育的扣除，比如说基本生活的这一套住宅的按揭贷款利息要扣除，比如说抚养一个孩子，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中，还是大学阶段，要给予扣除。当然我们现在是放开“二孩”了，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标准，真正的费用到底是多少，也不太一样。税法也不能说大城市就多点，小城市就少点，总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还有赡养老人，这些都比较复杂，需要健全的个人收入和财产的信息系统，需要相应地修改相关法律。我们的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了，按照全国人大立法的规划和国务院的要求，今年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法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去审议，然后，我刚才说复杂，复杂在执行，首先税政就比较复杂，然后再执行，然后再根据条件分步实施，先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部分，再随着信息系统、征管条件和大家习惯的建立，逐渐把它完善化。
记者会开场“火药味浓” 首问银行不良贷
“火药味浓，上来就问尖锐的问题。”楼继伟对第一个提问的日本记者如此说。
楼继伟“接招”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看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他坦言结构性改革下，银行不良贷款率还会上升。他说，国际金融危机各个国家暴露出结构性问题，处理时都发现有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大家对这一问题都很关心。中国情况与国外所处阶段不一样，国外出现问题是在危机处理的阶段，中国则既面临下行压力，但仍高速增长，条件不一样。在中国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过程中，涉及银行事务较多，会整体考虑。对此个人心态比较平和。
楼继伟说，很多国家的这个问题都得到了比较好的处理，处理的原则其实是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一方面是市场机制作用，大家按照契约原则，按市场的规则来处理。另外一方面，政府适当给予帮助，适当加了一些杠杆，帮助这些特别是重点的系统性比较强的金融机构，使他们不至于出现严重的问题。当然，我们中国的情况同2008年以後的危机情况不一样，2008年危机的时候，有的国家把私营银行临时国有化了，甚至把私有制奉为“天条”的美国，都临时把系统性的重要金融机构都国有化了，采取了超常性的一些措施，使得这些金融机构发挥正常作用，特别是对实体经济继续给予支持的情况下，不要产生资产负债表过度恶化，修复资产负债表，采用临时国有化的方式，比如使得这些系统性银行在美联储的保护之下，都采取一定的措施，你说谁不担心？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在担心。担心不担心，同是不是这些银行大股东关系并不是很大，因为这些重要的银行，他们的问题会带来系统性风险。我们下一步同他们所处的阶段不一样，他们是危机处理的时候，我们是面对下行压力，但是仍旧是中高速增长，条件不一样。
他续指，倒不是因为大股东就怎麽样担心。首先，这些国有大银行都上市了，你说我是它的股东，说准确也不是很准确，不是百分之百的股东，是大股东。这些银行都面对着公开的市场，面对全部股东的要求，国有股东并不例外，市场那些投资人、股东担心的，我们也一样担心。如果因此这些银行加强了拨备、减计、减少利润，国家财政作为出资人和市场其他股东是一样的，我们对他们适当的一些帮助，也并不是因为下一步可能会有一些产业政策中，特别是“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中，涉及银行的当然就比较多一些，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国有的或者国家持有的股份特别大就特别怎麽样对待，而是说从整体考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心态还比较平和。谢谢。
财政部：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大约40%
楼继伟指出，我们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大约40%，这在可比国家中是比较低的。这方面我们还有一定的空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些债务空间利用好，使得今後特别是支持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使得经济的活力在增加，使得经济的结构上中高端，然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起来，这个空间就可以算是很好的利用了。
楼继伟表示，不能把赤字的空间，重要的都是用在基本支出了，一般公共的支出，那就会出现大的问题，好在我们是保持着“黄金原则”，就是债务用于资产，我们留下了很多优良的资产，这是我们心里有点底的地方，没有用于“吃饭”。“吃饭”靠借钱不行，“吃饭”要靠发工资，借钱可以买房子，用今後的工资收入来还它，按揭是可以的，我们保持了这条防风险的底线。
财政部长楼继伟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答问(实录)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7日（星期一）9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部长助理许宏才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中国网：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将于3月7日（星期一）9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部长助理许宏才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中国网：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副主任、主持人曲卫国宣布会议开始。
曲卫国：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本次记者会的主题是：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先生，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先生，围绕这一主题回答大家的提问。现在开始提问。
日本NHK电视台记者：近年来，银行不良贷款率增加，反映了经济的减速。今后随着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不良贷款率也会继续增加。作为国有银行的大股东，财政部如何看待“对国有银行经营状况持续恶化的担心”？
楼继伟：火药味很足，上来就问了一个这么尖锐的问题。你刚才讲到了三点，第一点是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上升。确实，现在温和的上升。你讲到在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不良贷款率可能还会要上升，我们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都暴露出了原来的结构性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发现了有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很多国家的这个问题都得到了比较好的处理，处理的原则其实是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一方面是市场机制作用，大家按照契约原则，按市场的规则来处理。另外一方面，政府适当给予帮助，适当加了一些杠杆，帮助这些特别是重点的系统性比较强的金融机构，使他们不至于出现严重的问题。当然，我们中国的情况同2008年以后的危机情况不一样，2008年危机的时候，有的国家把私营银行临时国有化了，甚至把私有制奉为“天条”的美国，都临时把系统性的重要金融机构都国有化了，采取了超常性的一些措施，使得这些金融机构发挥正常作用，特别是对实体经济继续给予支持的情况下，不要产生资产负债表过度恶化，修复资产负债表，采用临时国有化的方式，比如使得这些系统性银行在美联储的保护之下，都采取一定的措施，你说谁不担心？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在担心。担心不担心，同是不是这些银行大股东关系并不是很大，因为这些重要的银行，他们的问题会带来系统性风险。我们下一步同他们所处的阶段不一样，他们是危机处理的时候，我们是面对下行压力，但是仍旧是中高速增长，条件不一样。
倒不是因为大股东就怎么样担心。首先，这些国有大银行都上市了，你说我是它的股东，说准确也不是很准确，不是百分之百的股东，是大股东。这些银行都面对着公开的市场，面对全部股东的要求，国有股东并不例外，市场那些投资人、股东担心的，我们也一样担心。如果因此这些银行加强了拨备、减计、减少利润，国家财政作为出资人和市场其他股东是一样的，我们对他们适当的一些帮助，也并不是因为下一步可能会有一些产业政策中，特别是“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中，涉及银行的当然就比较多一些，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国有的或者国家持有的股份特别大就特别怎么样对待，而是说从整体考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心态还比较平和。谢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楼部长，近期有学者担心，财税改革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对此您怎么看待？另外，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财税改革的落地率？谢谢。
楼继伟：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用了一章讲财税改革，确实我们非常努力，有些没有达到，或者说比三中全会要求的进度适当地慢了一点。总的来说，我们是达到进度的，几方面重要的改革：
一方面是预算改革。无论是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都贯彻《预算法》中的一些基本准则，比如先有预算后有支出，预算调整的程序，预算需要公开到什么样的细节，跨年度的平衡机制，比如说中期财政规划，还有对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的规范管理等等，我们都做了。有的方面还没有完全达到预期。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是转换过程中，大家的观念还需要转化，而且我们的全面深化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攻坚期和深水区，旧的思想观念、利益藩篱也是干扰改革实施的阻碍。确实，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之下坚决的推进，要啃硬骨头。同时，还要增强各方面的协调，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
楼继伟：如果说哪些方面没有达到预期的话，税制改革总的比我们原来预计稍微慢了一点，去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就讲到力争完成营改增，去年没有力争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克强总理已经宣布5月1日全面实施营改增，给了我们时间表，没有“力争”两个字了，也就是说，这是任务鞭策。总理去年讲“力争”，今年5月1日的军令状已经下了。其他的可能还有，比如说要研究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改革，所谓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这是个大事。原则上说，应当在税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再做，我刚才讲了，主要税种，营改增今年一定要完成。另外地方税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房地产税还是在我们配合有关部门在立法的阶段，个人所得税改革正在提出方案。其他一些地方税的改革有的在进行，有的还在进展中。因此，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的划分，这样的改革是有前提条件的。再有，这项改革实际是说，财政部可以做一些顶层设计，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样讲的话它涉及到国家治理，也不是财政部一家能够解决，需要大家合力。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已经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试点设立了两家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如果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来说，相应增加了中央的事权，最高法院巡回法庭不是地方的法庭，是巡回法庭，增加了中央的事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涉及到我刚才说到的国家治理的基础，需要各方面共同推进。
楼继伟：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克强总理的报告中也讲到了环境保护方面，讲到了更加有力的食品安全方面的管理，其实都已经涉及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我讲这些意味着，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而且是一个顶层设计、各方面配合、协同推进的一个过程，也是渐进的过程。有的国家二百多年的历史，逐步把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逐渐合理化，这些问题上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我也觉得，要说清楚，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新华社记者：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将赤字率提高到3%，请问2016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适应新常态，推动经济健康平稳的增长？另外，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请问如何保障重点支出？谢谢。
楼继伟：李克强总理讲到，国务院提交的预算报告中也讲到，今年的赤字率为3%，比去年实际的赤字率提高0.6个百分点，去年赤字率是2.4%。今年中央和地方赤字合计是2.18万亿。提高赤字率是符合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的，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基础之上，着重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现在经济面临新常态，新常态各方面矛盾都在凸显，包括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需要解决，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预算是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来做的，适当提高赤字率，要支撑经济实现一个中高速增长，同时着力进行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总的调子。
楼继伟：那么加了0.6%的赤字率，要做些什么事情？首先要保证一些重点的支出。保重点支出，就要优化支出结构，按照可持续、保基本的原则，安排好民生支出，严格控制例如“三公”经费的增长，甚至要压减，让更多的支出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和重点民生支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对收入高增长时期支出标准过高、承诺过多的不可持续的支出，或者政策性挂钩的支出，在合理评估的基础之上，及时压减。相应地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支出，均衡性转移支付是由地方自主安排的。在目前调整的情况下，安排给地方更多的自主可支配的财力，是有利于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情况的。同时，按照脱贫的目标增加了扶贫方面的支出、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基建支出，今年安排了五千亿，五千亿做出调整，要把那些小、散的项目压减，集中用于属于中央事权的、跨域的、公益性比较强的、重大的一些基建支出项目上去。
楼继伟：另外，总理报告中讲到了安排一千亿专项奖补资金，支持去产能过程中人员安置方面的支出。今年预算安排了五百亿，明年准备再安排五百亿。当然，根据工作的情况进展，这个数字都是可以调整的，主要是根据各地方完成去产能任务的情况给予支持，主要是跟去产能的规模挂钩，要考虑到需要安置的职工的人数，当地财政困难的程度等等，实行梯度性的奖补，责任在企业、在地方，中央给予奖补，这是个重点。当然，中央企业也要去产能，也可能有人员安置。另一方面，我就不用多说了，由于实行营改增，营改增过程中实际我们是降税的，我们拟准备的方案是17%的标准税率并不提高，但是由于所有的不动产可以纳入抵扣了，没有一个地方不用不动产，道路、道路两边的交通工程、厂房，都是不动产，这些可以抵扣了，实际税基就缩小了，就造成了减收，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要减收，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不适宜提高标准税率，因此是减收了。
还有，将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压减，有的是取消了，有些我们在预算报告中讲的是把征收率降到零。为什么提法不一样呢？征收率降到零的这些项目，是有征收依据的，上位法支持的，所以不能取消，降到零。具体我就不再讲都有哪些，这是第二项减收。
楼继伟：第三项减收，扩大了其他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小微企业，把优惠政策继续扩大范围，整体上要实现减收，给纳税人个人和企业要减负5000亿，这些就造成了收不抵支的一些赤字嘛。支出在调整，收入在减收，收不抵支需要通过赤字弥补。
还有，我们要加强统筹，根据新的预算法的要求，各部门两年以上结转，就不能再结转了，预算安排应该支出的支出掉，第二年如果说一些因素使得没有支出完，还可以结转，第三年就不能结转了，就要拿到总预算统筹安排使用，就要统筹。一些地方前几年结余的资金也比较多，要求他们加快使用，这是怎么来实现保支出、保重点等等。
楼继伟：刚才讲到了适当扩大赤字，支出调整过程中、收入调整过程中，支持结构性改革，我刚才说了一段时间减税，是支持结构性改革。刚才说去产能，在财政上适当给予安排，支持解决那些去产能过程中人员安置问题，也是支持结构性改革的。当然，还有补短板，讲到了在扶贫，在其他方面的支出，也都是补短板，这是今年的预算。
记者：在预算当中我看到了一些数字，做了计算，2016年政府的一般债务余额限额是10.7万亿，专项是6.48万亿，我记得2015年年底的时候这个数字是16万亿，算下来新增的额度就是1.18万亿，这个数字是不是就是我们提请人大审议新增债务的余额就是这么多？比去年的6000亿数字应该是扩大了近一倍，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我们知道这样的话赤字率已经破3，新增债和置换债都出现了“双升”，是不是会加大我们财政的风险，还有今后扩大赤字和扩大债务的空间有多大？风险是怎么控制的？
楼继伟：谢谢你，你读得很细，我核对了一下，是那么回事，你这个账没错，因为地方赤字增加了2800亿，还有地方专项债适当增加，去年年底的余额是16万亿，加完之后是你说的那个数。
楼继伟：你的问题是关于怎么加强管理，这个空间还有多大。这个空间，真是难讲，因为债务和赤字连在一起的，赤字扩大一般是发债来弥补了，所以债务空间和赤字空间是连在一起的。第二个，我们如何控制这些风险，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财政收入潜在增长率有下降的趋势。前些年大家都问，经济增长10%，财政增长20%，现在要回答了，就是说6.5%以上的增长，财政收入增长为什么低于经济增长。不一样了。最重要的是，连续的PPI在下降，使得财政收入增长的空间受到了挤压。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没有赤字的空间？不是的，关键看赤字是干什么用，会不会赤字今后会减少、会回头？相比于其他的国家，临时性的赤字上涨，比如美国曾经在2008年以后，2009年、2010年，最高的时候是7.9%的赤字率，这两年回到了4%。要看财政政策做适度的支撑之后，经济的恢复能力，赤字或者债务能不能上涨，有多大空间，这是个很难简单回答的问题。
楼继伟：我说的是财政收入的形势是严峻的，我们要扩大一些赤字，第二个这个赤字的空间很难讲多大比较合适。我们有一定的空间，但是也不能增长得特别多，因为我们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只有30%左右，低于一般国家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比重。所以，赤字率可以适当的提高。
再一个说法是债务的空间，我们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大约40%，这在可比国家中是比较低的。这方面我们还有一定的空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些债务空间利用好，使得今后特别是支持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使得经济的活力在增加，使得经济的结构上中高端，然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起来，这个空间就可以算是很好的利用了。不能把赤字的空间，重要的都是用在基本支出了，一般公共的支出，那就会出现大的问题，好在我们是保持着“黄金原则”，就是债务用于资产，我们留下了很多优良的资产，这是我们心里有点底的地方，没有用于“吃饭”。“吃饭”靠借钱不行，“吃饭”要靠发工资，借钱可以买房子，用今后的工资收入来还它，按揭是可以的，我们保持了这条防风险的底线。
再有，我们如何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央政府债务问题不大，关键是地方政府会不会在《预算法》规定之外出现新的债务的口子，那样的话债务风险就可能会突破，这方面会同各级财政加紧管理，相信我们会取得效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楼部长，您好，不知道您是否感觉到这几年房价物价一直在上涨，但是个税起征点从2011年上调之后就没有发生变化，您刚才说个税改革方案正在提出之中，不知道有没有具体时间表？另外，如果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个税征缴方式会不会带给工薪阶层更多的获得感？谢谢。
楼继伟：我们多次上调过工薪所得税的费用减除标准。刚才说的起征点，精确地说，是工薪所得减除的费用标准，听起来就比较别扭，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和绝大多数国家不一样，我们实行的是分项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只是对工薪所得有一个基本费用减除标准。那么应当实行综合所得，而不是说对工薪所得的费用标准，是综合的减除标准。那么带来一个问题，要不要再提高起征点？我记得我去年就回答过，简单地提高起征点是不公平的，一个人的工资五千块钱可以过日子过得不错，如果还要养孩子，甚至还要有一个需要赡养的老人，就非常拮据，所以统一减除标准本身就不公平，在工薪所得项下持续提高减除标准就不是一个方向。
楼继伟：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这个事情很复杂，去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一起研究了个人所得税改革涉及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了一个改革方案。做法是要分步到位，因为综合所得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想做，为什么没有做到？它复杂，要把个人所得收入，现在讲11项综合在一起，然后在做一个不是简单的工薪项下的扣除，而是说要做分类的一些扣除。比如说个人职业发展、再教育的扣除，比如说基本生活的这一套住宅的按揭贷款利息要扣除，比如说抚养一个孩子，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中，还是大学阶段，要给予扣除。当然我们现在是放开“二孩”了，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标准，真正的费用到底是多少，也不太一样。税法也不能说大城市就多点，小城市就少点，总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还有赡养老人，这些都比较复杂，需要健全的个人收入和财产的信息系统，需要相应地修改相关法律。我们的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了，按照全国人大立法的规划和国务院的要求，今年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法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去审议，然后，我刚才说复杂，复杂在执行，首先税政就比较复杂，然后再执行，然后再根据条件分步实施，先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部分，再随着信息系统、征管条件和大家习惯的建立，逐渐把它完善化。
台湾经济日报记者：您之前曾经提过《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十分不足，以及工资过快上涨可能会影响企业投资意愿，这也是很多台商过去几年一直反映的问题。《劳动合同法》当中有一些是超前的，有没有修正的可能，应该如何修正？在工资增长和企业的合理负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谢谢。
楼继伟：《劳动合同法》的问题，我是在两次的学术活动中，以学术的角度讲过。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一次是在五十人论坛，讲过《劳动合同法》相关问题。在企业方面和雇员方面，保护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它所构建的用工的基本模式，是那些标准工时的模式，也不太适合于灵活用工的模式，对于在职的职工保护比较多，实际对于新入职的人，特别是低技能的体力劳动者的实际就业是带有歧视的，我曾经做过分析，一个是没有激励去提高职工的高技能，因为企业如果加大了企业培训，提高技能，而职工可以提前一个月不说什么原因就可以离开，企业为什么花钱给你提高技能呢？目前中高级技师是最为短缺的，与《劳动合同法》是有关的。一个职工如果工作不努力，企业很难对他进行处理，比如解雇，那么位置就占着，对新入职的就形成歧视。
楼继伟：由于刚才说到了，是标准工时制为基础的，而不是适合于灵活用工，那些外向型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有订单的时候，把工人招来，签订临时合同，没有订单的时候你先做别的什么。企业是灵活用工的。但是我们是标准工时制为基础的《劳动合同法》，使得这些企业都非常为难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给谁了呢？低技能的劳动者工作机会就少了。从产业来说，可能会因为成本上升转向其他国家去了。那么最终损害是谁呢？损害的是劳动者，减少了就业机会。本意是保护劳动者，但可能最终损害了一些劳动者的利益，还可能导致了薪酬的过快上涨。这几年薪酬的上涨是超过劳动生产率的，长期这样是不可持续的。这里有各方面的原因，不能说跟《劳动合同法》没有关系。
至于要不要修法，怎么修，财政部是个宏观部门、综合部门，看到这些问题要指出来，因为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财政在支出和收入方面也都受到影响，我们需要做出矫正。修法不是财政部的事，之前我在社会上学术活动中说了，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回答问题，是部长身份，既然问到了，我也给你回答一下。
中央电视台央视网和央视新闻客户端记者：楼部长您好，刚才您也提到了去年营改增并没有按照计划如期完成，我记得去年在这儿的时候您也曾经提到过房地产业、建筑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的营改增是让您最伤脑筋的事，我想问的是营改增没有顺利推出，是不是因为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改革突破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另外从目前来看，有些行业的营改增在实施之后出现了税负不减反增的情况，下一步如何能够保证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税负只减不增的承诺？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营改增会带来减收，之后中央财政如何弥补地方财政减收？
楼继伟：你一个问题，实际里面含的事太多了，我试着回答吧。首先，去年总理给的任务是“力争完成”，今年是军令状要完成。去年为什么没有“力争”下来？一个是情况太复杂，另外一个是去年的财政收入情况也不太好。营改增的历史，我不再回顾了，只是说确实到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这一揽子要纳入营业税改增值税，是个最大的难点，为什么难呢？因为人多。光是生活服务业就占大头，这四个行业占了大致960万户，因为生活服务业是非常多的，而且对应的这部分原来的营业税是1.9万亿，占原营业税总收入约80%。但是为什么必须做？营业税是一个按照每个企业的流转额、交易额征收的税，是妨碍了企业优化它的经营模式，比如说把某一个销售环节独立出去，把研发环节独立出去，独立出去就形成了新的交易额，交易额就要再征一次税。
所以，要打通这个抵扣链条，使得它真正成为增值税，在每个环节增值进行征税，这个方向是必须坚持的。所以今年是个硬任务。这样做之后，非常有利于支持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物流业，比如研发，比如说对于制造业提供服务的保险等等。他们都实行增值税之后，就减少或者取消了其中重复的纳税，非常有利于制造业的升级。这样做完之后，我们把这几项全部解决掉，就实现了一个完整的消费型的增值税。特别是在当前，把不动产纳入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原来我们已经把设备部分纳入了，这样非常有利于企业去投资，投资的部分可以抵税了，作为增值税抵扣项了，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是要鼓励投资，特别是鼓励高质量的投资，企业自主进行的投资，高质量的投资可以抵税了。但是它复杂，我们去年虽然没有“力争”出来，但是我们对有关的方案进行认真研究和论证，听取了部门、有关协会和典型企业的意见，提出了改革的方案。税率的设计要简洁，你还要考虑企业的税负变化，还要兼顾财政的承受能力，所以设计比较复杂。
楼继伟：你刚才说到企业都不增负，我们可以做到行业不增负。不动产可以抵扣，企业租来的房产、投资形成的不动产可以抵扣，但是过去以往有的不动产还不能抵，有个消化过程，新投资的部分可以抵，以往的部分不能抵，这些恐怕在开始阶段可能有税负的变化，然后逐渐的消化掉了，鼓励你投资嘛，都可以抵税，甚至投资量大的时候，可能一两年可以不交税的，都抵扣了。但是不能保证每一个企业在实行营改增最后一个环节的时候不增负。
刚才有一个问题说到地方营改增方面会造成一些收入减少，怎么解决。我先说到，营改增以后，中央和地方收入都要减少，并不就是地方减少，这是整个政府向企业降税，中央和地方都要减收。我们总的考虑是维持目前中央和地方总的财力分配格局不变的情况之下，安排一个过渡性的中央地方收入划分办法，来解决地方收入减少的问题。我为什么说地方收入减少要解决呢？先说清楚，第一，中央和地方收入都要减少。第二，地方原来这块是营业税，营业税是地方税，减的营业税多，转成增值税了，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分享税，所以这个角度来说，中央和地方都减少，地方减的多，所以要说这部分怎么解决，要有个过渡性的办法来解决。
成都商报记者：我发现在“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当中提到了一个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我的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在“五险一金”之外要多交一份保险？财政如何支持？谢谢。
楼继伟：这个问题探索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首先它不仅仅是有地方住，还得带有一定的医疗资源。解决的办法，现在各地已经有一些探索，比如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解决一部分，有的是政府直接举办，面对的是那些老年人，而且带有失能的情况，必须带有医疗的。有的地方还没有把医疗和医保打通，我们说鼓励他把医疗和医保打通，从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好事，一些失能老人，如果家庭确实没有条件的话，进入社区或者集中的养老，带有医疗养老的话，从国家和个人来说比在医院里头都省费用，这是一种集中式的。第二个是社区性的，社区有一些病房，要安排一定的护理，还有居家性的，通过不同的联系方法，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进行护理，这个体系我们讲的是以居家形式为主的，然后社区，然后集中，这是先说体系是什么样的。
楼继伟：至于资金来源，刚才说到了，个人负担，政府有一定的采购，有一定的支持，还和现在的医保打通。至于是不是要出现一个新的险种，不知道NHK这位记者是否知道，日本有这个险种，40岁以后交老年护理险，在老年失能之后，通过这个险来解决居家、社区和集中安排的失能老年人的护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考虑增加这个险，“十三五”说是研究怎么来做。
彭博新闻社记者：我想问一个关于债务的问题。今年1月份，一家投行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从历史上看，那些债务负担很重的国家最终都出现了经济危机，以及经济放缓，您对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措施来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谢谢。
楼继伟：确实有这个现象，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各国都不太一样，比如美国，现在债务率比2008年高了很多，但是它的经济在复苏。有的国家债务率非常高，但是持续紧缩，还没有走出来。所以不好一概而论了。但是债务过高，确实对经济的下行压力是比较大的，这是事实。
中国政府债务，我刚才说过了，并不是很高，40%左右，特别是中央，只有11万亿左右，按GDP算，我们很低的，中央财政还有继续发债的余地。我们要控制不规范的问题，如果债务都是显性，都纳入预算法的规定进行管理，而不是变相发债，我们不是很担心的。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去年全国人大核准了地方债务的余额是16万亿，16万亿中15.4万亿是2014年底以前的地方债务的存量，这个存量中有1万多亿是经过全国人大批准过的债券，剩下的是非规范的债务。我们去年经过批准，下达了各个地方3.2万亿到期存量债务的置换债券，今年按照统计的地方到期债务还有5万亿左右，继续允许地方发行债券置换到期的债，恐怕明年还要做一些，基本上我们就把到期的这些债务置换。以后年度还有到期的，因为这是债务的一个余额，在这个余额之下，地方可以借新还旧，所以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两个，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是16万亿，但是那些或有债务，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需要地方政府代偿的比例可能扩大，这个要控制。那些地方融资平台还存在，因为只有一部分债务到期，还有其他债务没到期，债还存在。那些地方融资平台上有些承担的是政府或有债务，那么怎么办呢？继续让他们注入资产，或者是变现资产，使得债务可持续。
还有就是要防止利用各种方式变相发债，我们关注着PPP的项目，我们要把它规范，我们也发现有的地方搞PPP项目，就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有的是变相的借债，我们在规范它。这样的话，如果把债务的风险控制住，不会给经济造成大的伤害。至于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全社会在降杠杆，政府要适度加杠杆，要支持全社会降杠杆。扩大赤字，就是政府的升杠杆。还有一些政府适当扩大杠杆的措施，这是必要的，只要全社会的杠杆能够逐步降下来，政府的杠杆也逐步可以释放。我刚才举了美国的例子，美国的政府杠杆率提高，但是经济在复苏。但是现在美国的苦恼也是这个，这么高的杠杆率上去了，怎么下来，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一段时间在社会去杠杆的时候，政府适度要加杠杆，我们推进改革，经济恢复为更好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政府怎么降杠杆，这是一个相互替代的过程，也是政策必须考虑的。
曲卫国：因为时间关系，本次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谢谢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