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是“中間人”，也是“橋梁”。

 

　　它們做出的每一筆交易，金額都高達上千萬、上億美元，這意味著，只有真正的“伯樂”才能在這個行業里生存。

 

　　走出去

 

　　2016年4月7日，上海，藥明康德上海總部。

 

　　醫藥研發能力和技術平臺公司藥明康德的全資子公司藥明生物正在與中國一家創新醫藥科技企業北海康成簽署戰略合作協議，他們將為這家規模不算大的醫藥企業提供用于治療腦膠質母細胞瘤（GBM）靶向的首創抗體融合蛋白創新藥CAN-008在中國的生產工藝轉移、優化以及大規模生產等技術服務。

 

　　在全球，腦膠質母細胞瘤是死亡率最高、預后情況最不樂觀的腫瘤之一，5年病死率在全身腫瘤中僅次于胰腺癌和肺癌。

 

　　而目前臨床上對腦膠質母細胞瘤治療的選擇卻很少，藥明生物這次服務的北海康成在2015年7月與德國APOGENIXGmbH公司達成專利許可合作協議，買下了這項專利在內地、香港、澳門、臺灣地區研發、生產及商業化CAN-008的獨家權利。

 

　　根據協議條款，APOGENIX將會逐步收到北海康成的項目首付款、里程碑成果付款，以及根據未來銷售業績可能取得高達兩位數百分比的提成收益。

 

　　這并不是北海康成從海外購買的唯一一個藥物專利，就在上個月的21日，北海康成以類似的合作形式從美國購買了AVEOOncology治療惡性腫瘤的靶向單抗藥物AV203（CAN017）的全球（北美除外）生產、研發及上市的獨占權利，此次轉讓為北海康成帶來第二個臨床階段的靶向生物藥，也有望為AVEO帶來高達1.33億美元的現金收入。

 

　　在藥明生物，像北海康成這樣的客戶還有很多。“目前我們有6個合作項目是合作伙伴從海外獲得專利許可，藥明生物提供在國內的研發、生產服務。”藥明生物首席執行官陳智勝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這些藥物清一色都是生物藥。”

 

　　陳智勝透露，藥明生物目前已經為國內合作伙伴完成了8個創新抗體藥的臨床前研究工作并申報了CFDA的IND，20個生物新藥合作項目處于在研階段。與此同時，藥明在國內建立了唯一一個同時符合美國、歐洲和中國的cGMP生產線并完成了美國和歐洲公司15個生物醫藥項目的GMP生產。

 

　　專業的研發能力和技術平臺公司的存在，讓這些有“眼光”的小型企業可以以更低成本來專注于高端藥物的開發和獲取，大型制藥公司的創新研發能力已遠不如這些小型公司來得驚人，這在業內，是幾乎被公認的現狀。

 

　　不僅僅是北海康成，滬亞（HUYA）生物醫藥技術（上海）有限公司與之相似，但他們選擇的市場與北海康成恰恰相反，他們做的是把中國的創新藥物專利賣到國際市場上去。

 

　　引進來

 

　　3月末的一天，滬亞創始人及CEOMireilleGillinGS和她的愛人DennisGilling一起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專訪。

 

　　10年前，MireilleGillings以美國神經生物專家的身份來到上海，在拜訪了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后，她發現中國醫藥(13.75 +0.81%,買入)科研人員具有國際一流水平，有能力開發出原創新藥。此后，她便創辦了滬亞，這也正是這家公司的名字的由來:滬亞，滬是代表上海，亞則代表圣地亞哥。

 

　　10年來，滬亞專注于做一件事:在中國的各個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創新型企業尋找具有國際市場潛力的中國原創新藥。

 

　　比如在8年前，滬亞花了2800萬美元從深圳微芯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手中買下了“西達本胺”（HBI-8000）除中國以外的開發權，這是一種創新性抗癌藥。那時，滬亞發現了西達本胺的巨大潛在價值，于是出資，獲得了其除中國地區之外的全球專利許可。

 

　　在今年2月，滬亞與日本衛材株式會社簽訂協議，將完成日本I期臨床試驗的新藥HBI-8000在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和新加坡的開發和銷售權轉讓給后者；衛材將向滬亞支付首付款和里程碑付款共計2.8億美元，另加凈銷售額提成。這意味著，作為一名新藥研發的“中介”，滬亞從中獲取了9倍的收益。

 

　　上個月，滬亞再次斥資6500萬美元與復旦大學簽訂了一種新型抗腫瘤免疫治療候選藥物IDO酶抑制劑的除中國區以外的獨家專利許可，這讓這家創立僅十年的公司一舉成名。

 

　　腫瘤免疫治療是一個很有希望的癌癥治療方向，基本原理是通過調動人體免疫系統殺滅腫瘤細胞。此前開發的HBI-8000和這次購買的IDO抑制劑都具有這種效果，未來開發成功后，MireilleGillings希望二者可以聯合用藥。

 

　　“其實一個藥物從研發到臨床再到最后上市，這中間的時間是很長的，而我們的價值在于利用我們的技術手段將步驟簡化，使得藥物更快上市。”MireilleGillings對記者表示，“CRO企業相當于服務的提供者，協助藥物的開發，它們不擁有這些藥物的專利，而我們擁有專利，可以自己開發，也可以讓別人開發。”

 

　　幾乎出席任何場合都會身著香奈兒套裝、打扮時髦的MireilleGillings是科學家轉身企業家的成功代表。而她曾經的投資人，也是現在的老公DennisGilling在去年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還是全球四大CRO之一昆泰公司（Q.NYSE）的董事長，在去年底，他從董事長的位置上卸任，這讓他有更多的時間可以輔佐Mireille發展滬亞。

 

　　共性

 

　　細細對比，你會發現北海康成與滬亞所購買的這些專利，有著不少共同的特征:中國市場在該領域的藥物幾乎空白、在國外已經完成了一期或者二期的臨床試驗，并且價格昂貴。

 

　　“我們對疾病，尤其是無藥可治的疾病比較敏感。在中國，我們選擇什么樣的專利首先是看市場，在國內有沒有真正的需求，有沒有真正的醫學空白。然后再看全球在研的產品線，而不是被擱置或者已經失敗的、在研的產品線里面能夠有苗頭，至少有臨床前數據能夠說這個（候選藥物）可能對于我們中國這種醫學空白是有一個根本性改觀的作用，我們再將這些產品線和中國的需求對接。”北海康成（北京）醫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薛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以北海康成引進的AV203（CAN017）為例，這項藥物專利在購買時已經在美國完成了一期試驗，而該藥物所針對的鱗狀細胞食管癌，中國是全球的重災區:全球每年大概有45萬新患者，中國占了25萬。

 

　　對于這些致力于連接中國市場全球化的藥物公司來說，填補市場空白一方面可以使它們獲得巨額利潤，另一方面則為很多中國患者縮短了等待國際新藥的時間。

 

　　“外資藥企的研發重點和中心都是以西方人種常見多發致命的疾病著手，而且它也是以這樣的市場順序來上市的。我們都知道外國的新藥引進到國內保守來說需要5年，一般都是8到10年，有的時候是永遠不會進中國，完全放棄中國市場。”薛群說。

 

　　對于北海康成和滬亞來說，在上游，沒有APOGENIXGmbH、高校的藥物研究所這樣的研發機構，在下游沒有類似藥明康德、昆泰這樣的CRO公司，這樣的商業模式可能就無法完成。

 

　　“我們要做一個生物新藥的話，很可能必須建設自己的廠房、生產線等等，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在這個階段非常不值得把錢花在這個上面。”薛群說，“和CRO企業的合作其實是一個雙贏的模式，因為我們要在中國申報一期、二期臨床的IND（新藥臨床申請），要報中國的新藥，這個產品必須是國產化生產，達到國家GMP甚至全球GMP的要求，對軟件、硬件的要求都會很高。”

 

　　而事實上，就像房產銷售需要中介，實現更多高校、科研院所成果的產業化，也需要“伯樂”。眾所周知，創新藥物研發的周期長、投資大、失敗風險高，要填補這個缺口，需要兩個關鍵因素:一是能慧眼識別實驗室里的“珍寶”、具有產業化能力的專業機構，二是可以有更充裕的資本流進這個“高門檻”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