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流深

　　2016年4月18日，一年一度的普利茲獎在美國紐約頒發，美聯社4位女記者依靠對東南亞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地通過奴役勞工、為全世界提供海鮮產品的「海鮮血汗工廠」的深入調查報道，獲得了本年度的普利策公共服務獎。這一報道不僅向全世界揭露了整個產業的黑暗一角，更是一度促使超過2000名被囚禁工人得到釋放。應該說，新聞記者的價值，在這一事件中得到了淋灕盡致的體現。

　　真相得到揭露，奴工得到解救，黑心商界也即將面臨法律的懲罰——似乎這是一個大團圓的解局。然而，就像「娜拉出走之后」的追問一樣，海上奴工們被解救了之后，是否命運就會從此走出低谷了呢?事實很殘酷，很多被解救的漁民又回去接受奴役了——這是4位獲獎記者在獲獎后的專訪中透露的信息。

　　根本原因是太貧困

　　如此惡劣的環境，他們為什麼還要回去?當然不是因為他們心甘情願受奴役，更不是因為他們喜歡，只因他們之前的生活更加貧困。當全球的看客都跟隨著傳媒的目光而痛斥「海上奴隸」的悲慘生活時，或許他們原來的生活水平更加超乎人們想象。據2012年的數據，緬甸的人均年收入僅為約800美元，相當於每人每日2美元，遠低於聯合國制訂的每人每天3.84美元的貧困線，屬於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這也是為何這些被奴役的漁民，當初正是因為幾百美元的收入許諾，才受到那些漁業公司的哄騙來到海上。

　　這不禁讓筆者想到發生在中國的相似故事。2014年，有媒體曝光在東莞和深圳的一些工廠中，存在著大規模使用童工的現象。報道稱，有的童工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月固定工資僅2000元，有的更是受到各種虐待甚至性侵犯。但令人驚訝的是，當孩子們被「解救」準備送返老家和他們的監護人時，其中一位孩子竟對記者說「在這有米飯和肉吃、回家只能吃土豆和玉米」，「我不想回家」。甚至一位童工的媽媽在聽到記者描述「你兒子在那邊很可憐，兩三天才能吃到一頓米飯」后，第一反應竟然是「什麼，兩三天就能吃到一頓米飯?」剛還為兒子失踪痛哭的她，突然變得一臉驚喜。再加上極為普遍的輟學、勞作、強迫出嫁等現象，無論怎麼看，這些童工受剝削的日子，都似乎要比待在貧困的家鄉要好得多。所以，當這一事件成為輿論焦點之后，內地的網絡輿論竟多數支持讓這些孩子繼續留在廠子里打工。

　　內地童工現象凸顯制度問題

　　回到漁民的故事來看，無疑這些受到殘酷虐待的奴工獲得解救是一件好事。但不妨設想一下，如果這些漁民真的獲得企盼的幾百美元收入，那麼他們所受到的各種超時工作折磨，各種剝奪自由的虐待，與他們往日的極端貧困生活相比，或許都是可以忍受的。更加有可能是的，面對外界對他們的「解救」，他們很可能還會痛恨這些人砸掉了他們的「金飯碗」，甚至加入到與「奴隸主」一起反抗的隊伍中去。因而，從本質上說，這些漁民的遭遇之所以受到關注，只是因為他們受到殘酷剝削的「極端性」，而并不是他們受到的「剝削」本身。

　　筆者無意為剝削勞工辯護，亦反對所有形式的童工。只不過，正如電影《Spotlight》中的主編所說，如果只是「個案」，那麼或許責任人道歉就結束了，但「我們要對付的是這個體系」。無論是海上奴工還是內地個別城市童工，本質上都沒有什麼區別：他們都是在全球經濟鏈條最底端的受剝削者和受壓迫者。但是之所以是他們淪為這個食物鏈的低端，或許并不因為他們生而卑賤或者貧困，而只是因為他們在權利上的缺失。假設：若是內地城市童工都擁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其家庭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他們需要背井離鄉去遠方打工嗎?若是這些緬甸的漁民都可以享受法律地位的平等對待，自身的勞動權益能夠得到國家機器的平等支持，如此駭人聽聞的奴役行為，又怎麼會在官方的默認之下存在數年之久?因此，在解救漁民的故事告一段落之后，我們更要思考的是如何解決這個根本性的體制問題：權利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