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指在穩住大局化解風險的前提下深入推進結構性改革。

　　【香港商報網訊】內地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昨日作客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發表題為「經濟為何下行，應該怎樣準確應對」的主題演講。吳敬璉指出，中國經濟目前碰到的核心問題、癥結問題是經濟進入了下行通道，核心問題是經濟趨勢性下行。分析目前中國經濟要從供給側入手，在穩住大局化解風險的前提下深入推進結構性改革，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政府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香港商報記者 朱輝豪

　　需求側效果已式微

　　自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這個經濟用詞引發了外界的極大關注和討論。吳敬璉表示，雖然這個提法比較新，但內容其實是困擾我們幾十年的一個問題。要深入了解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就要先理清邏輯和探討中國經濟的面臨的難題和挑戰，從中找出問題的應對之策。

　　吳敬璉指出，中國經濟目前碰到的核心問題、癥結問題是經濟進入了下行通道，主要表現為「三期疊加」（經濟增長換檔期、結果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和「四降一升」（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核心問題是經濟趨勢性下行。

　　吳敬璉指出，根據需求側分析提出的對策，用「三駕馬車」力量不足解釋發生問題的緣由，而提出應對的方略是「擴需求，保增長。」這種分析法的理論誤區在於，誤用了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長期問題，采用這種對策的后果，投資回報遞減、杠桿率不斷推高、資產市場泡沫產生和金融風險積累。

　　需警惕杠桿率過高問題

　　吳敬璉指出，從2008年中國實施的「四萬億」刺激政策到今年一季度的經濟刺激效果來看，政策所能起到的正效應已越來越差，反而使得負效應不斷積累。負效應積累從現象上看首先是貨幣超發、信用膨脹、資產市場股票、房地產、收藏品泡沫吹脹，反應在國民資產負債表上的表現就是杠桿率提高。

　　國民資產負債表包括居民的資產負債表、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非金融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再加上政府的資產負債表。麥肯錫早在2014年就發表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的杠桿率已超警戒線。吳敬璉認為，所謂的杠桿率就是說總負債對一年的GDP產量的比例，這個比例目前大體上有差別，有高有低，但大體上來說，目前中國的杠桿率落在250%到300%這個範圍內。這樣的杠桿率在世界上是排名前列的，只比日本低點。而杠桿率過高就會出現償債困難的問題，甚至有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

　　吳敬璉指出，中國債務積累最多的是企業，第二條就是地方政府。日本也有過這個階段，在過去也是企業的負債率太高，解決辦法是用中央政府和中央銀行的杠桿去取代企業的杠桿，把負債轉移了。作為一個大國或比較強的國家，在中央銀行負債和中央政府負債，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不大。

　　吳敬璉指出，對中國來說，目前地方政府負債很高，承受率差，但好在從去年開始就用中央財政的杠桿去減低地方政府的杠桿。而對企業來說，杠桿率太高，就意味著某些環節會發生斷裂，即資金鏈會斷裂還不起債務，變成破產或跑路，并且一個企業出現債務問題最終會傳導到其他企業。所以，杠桿越高，金融風險積累就越高，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概率就會提高。泡沫越吹越漲，始終會有破裂的一天。

　　穩大局為改革贏取時間

　　對於如何應對經濟下行帶來的挑戰，吳敬璉分析指出，應對之策在於首先是穩住大局，在保證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下，集中主要力量堅決推進改革，依靠具有活力的體制機制提高供給側的效率。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現在風險已經積累了，小的風險暴露不可避免，但是我們要盡一切可能防止爆發系統性的風險，要為改革爭取時間，使得整個方向調過來，進入一個良性的循環。」

　　吁打破剛性兌付

　　吳敬璉提出的應對之策包括：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風險；妥善處理各級政府的債務；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或有負債；停止回報過低或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停止對僵尸企業輸血；停止「剛性兌付」；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和重整；盤活由於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輔之以短期政策的運用，即適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也應發揮輔助作用，以便維持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去杠桿還應當是總的方向；財政政策要適當提高力度，指向提高創新創業積極性的方向，例如普惠式地降低稅負。

　　結構性改革不是調結構

　　吳敬璉指出，要分析長期的問題不能從需求方面分析，而是應當從供給側尋找原因和應對策略。從供給側分析對於中國過去的高速增長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強的解釋力，經濟增長由投資驅動轉向創新和效率驅動，著重提高供給品質。這就是為什麼要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因，中國經濟能否轉型成功，關鍵在改革。「2005年已經得出結論，成效不大的原因，是存在『體制性障礙』，為實現轉型，必須透過改革破除這種障礙，建立一套能夠激勵創新和創業的體制機制。」

　　吳敬璉認為，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結構性改革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常用的概念，原意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部分制度結構和政府規劃結構進行的改革，特別是對政府職能進行改革。不能把「結構性改革」與「調結構」，即主要用行政方法進行的「結構調整」混為一談。

　　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優勢

　　吳敬璉指出，經濟轉型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把各項改革措施落到實處，要透過改革建立起一個好的體制來。

　　好的體制總的來說，就是要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也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在資源配置中，應該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市場的基本功能在經濟學上說是兩個基本功能，一個是有效配制資源，另一個是形成一個相容性的激勵機制，能夠激發企業家和一般的員工積極性和創造性。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而不是操控市場、干預微觀經濟和直接『調結構』。」

　　「要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實現目前重點任務，就是要『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而這恰恰是市場針對的問題。」吳敬璉說，「去產能、去庫存、補短板」實現成經濟學語言就是「實現資源的有效再配制」，透過市場競爭，使得有限的資源從效益低的、供過於求的企業和部門流出來，流到效益比較高的供不應求的部門去，這個市場做這件事是最有效的。

　　但問題出在目前很多地方還是熱衷於政府來做，直接把效率拖低了。政府應當「有所不為」和「有所為」。

　　政府不能破壞競爭環境

　　吳敬璉指出，政府不要直接組織融資和操辦項目，不要指定技術路線，不要違法設立「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不得干預司法和實行地方保護，不應對個別企業實行「政策傾斜」，破壞競爭的環境。政府應該要做一些事情，正確還是應該「有所為」，更好地發揮它的作用，比如控制良好的制度環境，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提供基本社會保障，建立良好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用PPP的方式進行共用技術性和一般性技術的「競爭前開發」，對節能、環保產品的需方進行補貼以消除「外部性」影響，因勢利導，做好規劃和協調工作。

　　最后，吳敬璉指出，政府要落實主體責任，使改革措施落地生根停止「改革空轉」、「文件不落地」等消極現象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