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出生梁曉聲，至今保留著不少舊時代的用語習慣。譬如“親愛的同志”。接受媒體采訪，氣氛融洽時，他會用這個蘇聯格式的稱謂喊記者，不管對方是年輕的網站記者還是央視大主持人，一視同仁。這是他的口頭禪，他覺得一說“親愛的同志”，大家都很高興。當然也有和媒體無法融洽的時候。5年前有記者給他打電話，想就當年某個文藝界集體行為采訪他，梁曉聲在電話裏問：“你是不是上峰派來幹什么的?”
這些現在大多只存在於影視作品裏的詞彙，構成了後革命時代梁曉聲的某些部分。結束了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八年的知青勞動後，梁曉聲在1977年擔任北京電影制片廠編輯、編劇，1988年又開始擔任中國電影審查委員會委員及中國電影進口審查委員會委員，2002年開始任北京語言大學中文系教授。
走出激情燃燒的歲月，梁曉聲依然保持著一種明確的正統“捍衛”姿態。不管是前期的知青文學寫作，還是後來對“國民性”的批判。後一個命題，大概是銷量不錯，這幾年不同的出版社來來回回新舊摻半地出了不少雜文集。除了出書，在媒體上的采訪和講話，梁曉聲的話題也都指向了時代和良心。他覺得自己應該有“文以載道”的教化使命。但現在的他，已經決定永遠不再碰知青文學。
2012年9月，梁曉聲錄制了一期《小崔說事》，主持人是崔永元和王雪純。在開場的掌聲中，梁曉聲從後台小跑著上了台，身形動作很矯健。其實他身體沒這么好，當時身上還貼著六片膏藥。五十多分鍾節目，梁曉聲精神抖擻，侃侃而談。除了回憶知青歲月的崢嶸，他也說些別的。他說自己其實過得很鬱悶，想不明白的事太多，自以為替弱勢群體代言，人家反嫌多事。又回憶八十年代，他和別人聊文學，發現自己從沒聽過林語堂，“也不能怪我啊，親愛的同志，”他對小崔訴傾訴，“那時候，真的看不到他的書啊。”
節目結束時，崔永元說：“可聊的太多，今天就到這吧。”主持人起身走動，鏡頭已切到觀眾席後。這時候傳來梁曉聲不改語調節奏的倡議：“引導我們做好人的書，就應該買下來，不但給自己看，還給兒女看。中國人要補上好人文化這一刻。”他還坐在沙發上，沒有起身。
2017年1月，梁曉聲新書《中國人的人性與人生》出版。他原本希望書名是《論中國式存在主義》，被出版社編輯認為太學究氣了。這些年他的書名風格都一脈相承：《中國人，你缺了什么》、《中國生存啟示錄》、《鬱悶的中國人》、《忐忑的中國人》，大概也出自這樣一種編輯邏輯。他無奈的說：“今天男青年而當編輯屬於收入方面的弱勢群體，工作和生活‘壓力山大’，我願以服從來給予他們職業自信。”新書內容上有舊作，也有新的答讀者來信，文風一如既往是梁曉聲常見的鏗鏘教導。倒是接受媒體的面對面采訪，他的態度顯得複雜許多。面對這個時代，他有篤定，也有猶疑，有敏銳處，也有盲區，有慷慨陳詞處，也有避忌。
采訪一個月後，梁曉聲忽然轉變心意，向我們傳來一份他的手寫回答——他不願意展現自己在現場的那些表達。可是我們還是呈上了下面一份既有筆答，也有面對面回答的實錄。我們認為，那些呈現在對話中的篤定和猶疑，敏銳處與盲區，那些慷慨陳詞和避而不談，也許更能反映一位當代資深作家在當下最真實的心態。
以下是鳳凰文化對梁曉聲的采訪對話：
談電影審查委員身份：是丁關根部長點名的
鳳凰文化：平時喜歡看哪些電影呢?
梁曉聲：非常不好意思，當下中國電影太商業太娛樂太嘻哈太“賣臉”了，大多數不合我興趣。我喜歡的如《血戰鋼鋸嶺》、《戰馬》、《教父》、《美國往事》、《鋼琴師》、《鋼琴家》、《楚門的門》、《天堂影院》、《小鞋子》等;有時也看動畫片，如《夏洛特的網》，還受感動——我在為愛國而看國產電影這一點上太慚愧了。
鳳凰文化：您是中國電影審查委員會的委員。當時是怎么加入這個委員會?
梁曉聲：這要從我和丁關根部長的關系來談起。
1993年前後，《年輪》當時是中央電視台抓的一個項目——“建國45周年，同齡人寫同齡人的故事”。當時的同齡人的話差不多都有下鄉經曆，所以我就寫了《年輪》。結果因為故事有下鄉那一段，在當時的背景下，中央電視台就放棄了。是北京電視台接過去了，和黑龍江電視台將它合拍出來。45集的電視劇，只有200多萬，今天還不夠給一個小演員的片籌，平均2萬多元一集，有一些演員的片酬是200多元。
拍完了它不能進入評獎，因為其中有部分寫到文革。但當時反應還挺好的。我就給關根同志寫了一封信力陳我的看法，說部隊的戰士們，勞改教養所的青年們都很喜歡看，甚至監獄裏也分出時間給大家看——我收到過監獄裏年輕犯人們看完後寫的信。這樣一部劇為什么不能夠評獎呢?僅僅是因為它是從66年開始寫的就不可以嗎?我當時的措詞非常強烈，硬梆梆的。
寫完之後我就忘了這事，沒想到關根同志批給了當時的部長孫家正親自給我打了電話。這在我們國家的評獎史上是很少有的。因此後來又把獎給補上了一個二等獎。
從那兒之後，關根同志就跟他的秘書李斌——李斌後來是我們作協的書記——指示過，說以後凡是曉聲同志來的信，你都直接給我看一下。他可能很少看到過這樣直抒胸臆，坦誠到極點的信。盡管他沒見過我，但他可能是通過這樣一封信了解了我的性情。後來他對我特別關愛。有一些各電影制片廠廠長參加的會議，他都親自點名我去參加。之後就有了你說的審查委員會委員的這個事情。我當時還覺得沒有時間，也不願意，人家告訴我是關根同志親自點的，我就做了一段時期。
這件事說明了一個問題，關根同志是中宣部長，應該是管文化、藝術最高級別的領導人之一了。我們一般從事文學創作的人，和他這樣的領導之間不太有直接的管道溝通。我破了一個例，讓他了解一個創作者是怎么想的。說句實在話，也說明了關根同志的一種情懷。盡管在那個時代，人們總是會說部長們，尤其是中宣部長們一定是很嚴厲的，滴水不進的，不容人分說的。其實我的個人經曆恰恰是破解了這些，他們也是常人。我們只要很好地講道理，有了這樣的機會他們也是會認真考慮的。
我沒有當這個委員太長的時間，我只當了兩年多一點。有時候覺得精力不夠。
談審查電影：“在必要的時候，我要力挺一些電影”
鳳凰文化：審片子的時候，有沒有印象深刻的細節?有沒有其他委員意見不同?彼此交鋒，甚至相互說服?有親自否過哪個電影嗎?
梁曉聲：沒有，我基本上是屬於在必要的時候，要力挺一些電影。
除了做審查委員會的委員，我還參加過N次多的評獎。有一次涉及到北影老導演謝鐵驪，他後來也是我們電影家協會的主席。他原來都是拍經典名著，粉碎四人幫之後他在80年代也拍革命曆史題材。比如說《今夜星光燦爛》、延安時期的《馬背小學》。他非常關注現實，某年他拍了一部特殊的電影，反腐的電影。這是一位老導演第一次把他的目光轉向了現實中國最敏感的那一部分題材，而且他把它拍成一部電影了。
評獎的時候，北影的同志給我打電話，希望我能夠支持一下這樣的影片，我個人也覺得當然要支持。我當時就搶先發言，我們評的是華表獎，是政府獎，政府獎是人民獎，人民獎要獎給像謝鐵驪這樣的人民藝術家。這樣一位導演把他的藝術眼光轉移到這樣一個題材，這是一種情懷。總之我說的是那么樣的在理，也根本不可能產生什么歧異，大家聽完了之後面面相覷。最後還是評上獎了。
審片的過程常常是這樣的，如果一部電影是純娛樂的，喜劇，或者是古裝片，功夫片、早期武俠片的那種，恰恰這樣的影片相對較容易通過，因為大家看完了，只剩下了有沒有技術上的問題：比如說用光?有沒有穿幫的地方?有沒有技術上洗印的地方?這都是另一部分專家他們去看。如果沒有這一方面，基本上就通過了。有的導演非常忐忑，有的直接坐在外面等，想知道最後通過沒有。甚至包括張藝謀他們那樣的導演都經曆過這樣的情況。
恰恰是另一些電影，可能是題材敏感，或者所選取的曆史年代比較敏感。比如說選在57年，又涉及到了反右;比如說又選在60年代，又經曆了文革，這些的話使審片人員都要反複斟酌。作為審片人，第一要本著對於創作者負責任的態度，第二也要考慮到替電影局的領導們分擔責任。如果我們通過了，領導礙於我們的意見通過了，但更大的領導後來認為有問題的話，一定是讓電影局的領導直接感受到壓力。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有時要反複來討論。
但事實上是那樣，後來一個時期，創作者本身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幾乎就不再碰到這樣的情況。
我倒是覺得，作為領導者他們審查時高屋建瓴的眼光，有時還真使我非常欽佩。比如說有一次審是馮小寧導演的《嘎達梅林》，那是一部在當時來說非常好的電影，並且也獲了獎。裏面是少數民族歌曲，但其中歌曲中配唱的是有歌詞是“我們蒙古人”怎么樣。我們所有的評論審查委員當時都沒有太在意這個歌詞。當時的局長趙實，是一位非常好的令人尊敬的領導。她同意大家對於該影片的評價，但在最後協商時，她說我覺得有一句台詞一定要改一下。電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內蒙古電影制片廠拍的，是不是把“蒙古人”改成我們“蒙族人”。我突然覺得他的水平還是高過我們的。想想這個意見也是對的。
鳳凰文化：很多電影制片人都很吃力於去猜測中國電影審查的點在哪?有人覺得審查標准前後不一致，甚至有時候由領導的個人態度來決定，從您的經曆來看，會這樣嗎?
梁曉聲：現在是不用猜，哪一位電影人都心知肚明了——你講的情況當然有，以後也會有。
鳳凰文化：不知道您看了去年上映的電影《我不是潘金蓮》沒有。電影裏有許多直面中國官場和官員生態的內容，很多人驚訝這個電影居然能過審。導演馮小剛也說過，這個電影能過審，是審查部門有擔當。不知道您怎么看這個現象?
梁曉聲：同意馮小剛的話。張宏森局長是位好局長——人品好，官品好。在中國當好電影局長太不容易了，他當的已難以再苛求，我很尊敬他。
鳳凰文化：您剛才說，現在是拍電影的人，他自己本身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會自我審查。之前馮小剛在中國傳媒大學回答學生問題的時候就說，如果你們年輕人做什么事之前先要自我審查，就不會有出息的。您怎么看現在的文藝工作者，不僅僅是拍電影的人，自我先審查的心態?
梁曉聲：我更覺得他們現在不會有這種心態了。
鳳凰文化：是嗎?
梁曉聲：第一是時代不同了，第二他們就根本不觸碰我們當年面對的那種糾結的題材。他們完全不觸碰，讓他們寫他們都不寫。他們會寫到文革年代嗎?會寫到反右年代嗎?不會。現在都是穿越，青年男女的戀愛，玄幻。而且在這樣的一個氛圍下他們如魚得水，所以他們不存在這個問題。
我們那個年代有我們所面對的糾結。我回憶我創作過程，相當長的時期內有這種糾結。別人會以為我都在創作正能量的作品。《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在當時都是同時下馬，我們那時已經把我們的創作的觸角伸到了警戒線了。《雪城》也禁播過，同時下馬禁播。甚至要查這些怎么會拍成影片的過程。有的領導因此感到壓力。包括《年輪》，《知青》和《返城年代》，播出都不是一帆風順。都是我非常強硬，有時是拍案，甚至有時要訴諸法律的情況下，才爭取過來的。所以也會覺得筋疲力竭。
現在的故事電影裏邊，幾乎都是娛樂和搞笑。
談國家：對我們國家來說，始終有一些國家性的糾結
鳳凰文化：對這種自我審查的情況您是悲觀多還是樂觀多?
梁曉聲：當然，我可能會更敏感。就這說這本書《中國人的人性與人生》，鳳凰網選取了其中的一篇文章，叫《巴金的啟示》。下邊評論有很多在罵我的。別人告訴我，我也沒在意，但是我立刻會想到，這個會不會影響到這本書被關注?因為這裏談到巴金，談到文革的一些現象，我的第一反應是如果有什么壓力的話，我來承擔。用什么辦法來解脫出版社和編輯的壓力?你看，w。實際上這裏的內容幾乎沒有一點特別的內容。
但是我更覺得，這是一個特殊的時期，我還是把它看成是一個特殊的時期的。
鳳凰文化：特殊過後之後，會回到常態嗎?
梁曉聲：這得分兩個部分來談。
第一個部分，對於我們國家來說，始終有一些國家性的糾結，這個糾結是頂層領導人幾乎要經常面對的。比如說1949年以後，我們這個國家所經曆的一些曆史波折，對於這一些題材和這些敏感年代的人士，經常是處於那種有時想放一下，但是又怕放了就會亂的心理。
今天和80年代不同。80年代假如你不被允許創作，會有很多人和創作者一樣發出質疑，為什么不允許?甚至是同情創作者的勞動。今天的情況是，如果有關方面放了，卻會遭到另外一些人極強烈的聲討。這個極強烈的聲討還不是來自於頂層上面，而是有一些人視你為人民公敵，對不對?
我只不過是在當年巴金逝世的時候應邀寫了一篇《巴金的啟示》，收錄在這本書裏，已經是十幾年前的東西了，你們把它重新挖出來，網上都會是那個樣子，那如果再有這樣的作品的話，你可想而知那種狀況。
那種狀況出現的時候，作為頂層設計的人們，他們會不會憂慮?他們會考慮到這個國家民眾和知識分子之間是不是出現一種撕裂的狀態?他會覺得，為什么你們還說那個，咱們消停一點不行嗎?當他這樣想的時候，你自己有時候也會覺得就消停一點吧，我們做一點實事。你有時候也會不由自主的有一種理解了。
還有一點就是對於現實的問題。在文革的時期，當時我們的領導人請來了意大利著名的紀錄片導演安東尼奧尼，拍了紀錄片《中國》，裏面有很多髒亂差的中國狀態。後來使我們大光其火，追查誰請來的，怎么回事，誰批准的——當時成為黨內的一個重大事件。外國人拍了我們的髒亂差，然後去得他的國際獎。第一反應是不是別有用心?以後再也不讓他到中國來了。可能也不止是領導層，我們的同胞們也會有這樣的想法。
《中國人的人性與人生》 梁曉聲著現代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談網民：有些人起到了審查委員會委員的角色
鳳凰文化：您剛剛提到現在的情況跟80年代不太一樣，那時候創作者能得到很多人的理解和聲援，現在您覺得情況是?
梁曉聲：那時候民眾希望通過知識分子來把底層的方方面面的那種困惑、壓力和不適感表達出來。我們的角色叫“代言”，覺得自己是代言。現在直接的底層就可以做了。
而且有一波人是特別愛國。他們起到了我所當過的角色——審查委員會委員的角色，他們已經審查了。
但是我也聽說有這種情況，因為我是一個不上網的人，曾經有博客我已經關了，後來我從來不上。我聽說有水軍一詞、有五毛黨一詞。我無法判斷。因為當我們在說這些青年的時候，其實說的是網絡上的文字，沒有面對他們，看著他們的臉，看著他們的表情，聽他們表態，沒有現場感覺。只是看到那些文字，給我們的感覺那是青年。通過那些文字去判斷他們的真誠與否，動機與否，我覺得這都無法得出結論。
我經常會想象，究竟那樣說話的人，是什么樣的年齡、什么樣的身份，是為了五毛，為了八千，還是為了情懷?我無法判斷，所以不能就此來認定。因為這只是一種假設。
談教育：我絕不遷就、取悅青年們
鳳凰文化：高校教書經曆，您會跟年輕人長期打交道，現在的教育，會讓您覺得無力或者徒勞嗎?
梁曉聲：我是2002年調到北京語言大學，到現在還沒有退休。可能是我們北京語言大學的那個環境，也由於我在人文學院是相當年長的老師，大家對我都比較厚愛。我享受到了較多的空間，對於中國的曆史、近代史，對於一些觀點我都可以來談。
曾經發生有學生來寫信揭發老師，可能這也會是我們大學的情況。我在大學裏曾經談過，我絕不遷就青年們：第一，我非常的愛護他們，第二，我絕不在他們面前處於一種自賤的狀態，換一句話，我不取悅於他們。
我曾經說，如果我的班上有人敢這樣，絕不允許以後再選我的課，不允許踏入我曾經教書的那個課堂，因為我不支持這樣的事情。
我的想法是，如果老師的話是錯的，可以當場就反駁，這個很好，正是我們所希望的課堂上的教學相長。老師虛心聽同學的意見，也要理解他們為什么那樣，這對老師也有很大的促進。但是學生如果聽完了以後，去寫一封什么樣的信，這個令我太不能忍受了。因為我是經曆過文革的事情，我對這樣的事情太不齒。而且我認為，我這樣要求他們，也是在人格上為他們好。因此我的課堂上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
當人們互相說話的時候，最好的方式是，一方聽到另一方說，原來你的感受是那么地和我不同，我很慶幸你當時有那樣的經曆。這是一種很好的態度，但是有多少人能做到這種態度?中國通常的情況就會變成“冰雪難融”，然後互相吵架，互相爭論。這一點實際上也是我們這個民族在整體理性上的一個弱點。
談知青寫作：我們缺少好人文化，好人文藝
鳳凰文化：知青歲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感立場或態度，阿城他們表達出來，可能跟您情感上的那種基調還是不太一樣的。
梁曉聲：阿城我只看過他的《孩子王》。他是插隊知青，插隊知青和兵團知青在狀態上太不一樣了，同樣是兵團，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和其他的兵團也太不一樣。我們那個時候是軍隊化管理，班排連，然後我們連隊，甚至排長，直接是663專業的優秀的部隊的班排長。人家當時可能直接從朝鮮戰場上下來，連家都沒回，連城市都沒進，直接在火車站換了一個車皮到了北大荒，那裏艱苦的情況比我們後來去的情況要深得多。他們在那裏先開荒種地或者等等，他們都經曆了，憑什么我們去之後就覺得我們是最苦的人?
同樣是知青下鄉了，有的人可能是覺得回過頭去看一片傷害，看到那邊是窮山惡水加刁民，整個就是一個苦難。有的人可能回過頭去看，比如我在很年輕的時候，那裏有那么多好人，他們幫助過我，這是不能忘記的。這兩種情況我們說誰更真實?我們也不能說誰才代表了知青的真正經曆，我們只能說它是真正存在的。既然我們認為它是都存在的，它只有合起來才是整體的一件事情。
鳳凰文化：網上有這種疑問，去展現蹉跎歲月裏面的壯麗，那種情懷，或者去懷念他們，怎么樣不會變成既得利益者的一種陶醉呢?
梁曉聲：你就說《今夜有暴風雪》裏有陶醉嗎?沒有感覺它把那個年代的極左帶出來了嗎?那這就是我們寫這些作品的動力，而且當時只能寫到那種程度，也正因為寫到那個程度，在當時其實都不允許評價的，我們不應該這樣寫嗎?不應該有這樣的作品嗎?
而且你會發現，《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到《雪城》為止，一部比一部更深地對那個年代進行了反思。在80年代也只能我能做到這一點。這是我寫作的初衷，也只能借這個題材把這個初衷實踐進去，其他的題材很難以這么廣的。從《雪城》之後，你再還能找到類似這樣反映的其他的電影、電視劇?沒有了，空白了，但是它畢竟留在那了。
對於我來說，我個人完成了我要做的事——就是以這樣特定的題材，以影視化的形式，把那個年代極左的一些現象，它對青年成長的傷害，以及青年在那個時期人心要向上的這個過程呈現出來了。當我完成了這點的時候我是很欣慰的。
還有一個問題，這也是中國非常奇怪的一些現象，就是說我們現在缺少好人文化，好人文藝，缺少通過好人文藝影響人想要成為好人。比如說我是經曆過文革的，如果我在文革當中有劣跡的話，今天這個時候它是隱瞞不住的。那為什么沒有出現劣跡呢呢?是因為我讀書了，那些書影響了我，人是可以在什么情況下堅持自己，而且還可以影響其他的青年。
我總覺得我們的作品太多都在寫人在現實中是怎樣地自私，人很詭計，他人皆地獄，不顧一切，人就是那樣的……我們的文學作品缺少那一部分講“人在現實中應該是這樣”的作品。其實我寫的是人在現實中應該是這樣的，我希望這個影響人們，以後再有這樣情況，人應該那樣，相信那樣做了會使我們的生活變得好一點。這跟制度本身還沒有絕然的關系，我們缺少這樣的文化。
我前邊已經說過了——在我的創作意識中，沒有什么“展示壯麗”、“懷念失落青春”的“陶醉”。我也不是“既得利益者”。進言之，正是由於你這樣一些人，使我在必須“闖關”的同時，又不得不“腹背受敵，橫身而立”。你怎么就不稍微動一下你的腦筋想一想，如果我是“既得利益”者並且僅僅是在為彼們代言，那些作品會無一例外地在發表、評獎、播出時阻力重重嗎?親愛的同志，要學著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哈。(編者注：此段為筆答)
鳳凰文化： 90年代以後，您的小說寫作變得少了，轉而是寫了像《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這樣的書，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寫作轉變?
梁曉聲：90年代後，中國開始了企業體制改革，工人開始下崗。同時，“官倒”盛行。損公肥私現象風起，官商勾結，權錢色交易大行其通，民怨迅積——那時作家責任感甚強，以小說進行抨擊，遂開始了我自己的雜文散文時期。當時我已調至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有了小小的行政職務，每日須坐班，會議挺多，這也是原因之一。(編者注：此段為筆答)
鳳凰文化：這些年您有想過再以知青生活進行文學創作嗎?如果再寫，會有什么不同的角度去回望嗎?
梁曉聲：我永遠不會再碰知青題材了。我創作此題材的作品，1.為替知情一代爭得總體上的社會了解、理解;2.為以此題材進行對“文革”的文學反思;3能滿足我自己喜歡較莊重的，群像的，有“場面”可言的創作心理——三點中，以實現第二點為最難。實際上，《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雪城》、《年輪》、《知青》、《返城年代》，無一例外地在發表、評獎、影視拍攝方面困難重重，要進行“艱苦的鬥爭”，每次都須“橫身而立”。我很平庸，但盡力而為了。(編者注：此段為筆答)
記者：何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