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汪涵的語言天賦極高，我們可以明確感受到他精通上海話、粵語、湖北話、四川話等多種方言。有人統計過，汪涵在節目裏秀過不下20種方言。這種用方言“套近乎”的主持風格，讓汪涵成為無數人的“老鄉”。

　　汪涵在與身邊很多朋友的孩子交流時發現，不管這些孩子是哪裏人，他們大多聽不懂也不會說自己的家鄉話。“現在很多孩子只會說普通話和英文了，我覺得很可惜，因為每種方言都代表了一種地域文化。”

　　每一種方言都是一個知識體系，消亡一種方言，就是消亡一種知識體系。“全世界現存6000多種語言。但是隨著全球化和城鎮化，這些鄉音正以每兩周消亡一種的速度在減少，而鄉音背後的文化基因也在被我們不自覺或者不自知地剪斷，這個非常可怕!”

　　“普通話可以讓你走得更遠，可以讓你走得更方便，但是方言，可以讓你不要忘記你從哪裏出發，普通話讓你交流極其順暢，而方言讓你感受到無限的溫暖。”

　　在他四十歲生日的時候，他就開始思考將來與這個世界告別時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不是明星，也不是節目主持人，他更希望等那一天到來時，人們記住他的是，一個語言保護者。

　　汪涵：四十不惑的四種身份

　　方言代言人

　　放眼國內，沒有哪個主持人像汪涵一樣，身上的地域標簽如此強烈，也沒有誰像他一樣，自出道之時就與方言連接得如此緊密。

　　從他擔綱主持第一檔方言類節目《越策越開心》伊始，讓“那確(quo)實”這句湖南話一夜之間傳遍湖南的大街小巷;到他發起並由六省聯合舉辦的《多彩中國話》在國內轟動一時;再到去年《十三億分貝》讓寧鄉話等各地方言以一種全新的形態展現在人們面前。

　　還有不得不提的《天天向上》，雖然這並不是方言類節目，但是有人統計過，汪涵在節目裏秀過不下20種方言。這種用方言“套近乎”的主持風格，讓汪涵成為無數人的“老鄉”。

　　“講方言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招，很多嘉賓來了會非常緊張，但是當你問他是哪裏人，然後我可以用他的家鄉話跟他進行非常流暢的溝通，他一下子就會輕松起來。”汪涵道出自己的心得。

　　汪涵的語言天賦極高，我們可以明確感受到他精通上海話、粵語、湖北話、四川話等多種方言。這與他的成長經曆有很大關系。

　　小時候，汪涵隨著父親“支內”，在蘇州和湖南之間來來回回。他樓上住的是四川的阿姨，樓下住的是湖北的婆婆，住在對門的人則來自蘇州和上海——從小就生活在多方言的語言環境裏。

　　每天到了下午五六點鍾的時候，有用四川話喊自己孩子回家吃飯的，還有用湖北話和上海話拉家常的，好不熱鬧，這種多語言的生活語境一直都駐在他的腦子裏，“所以聽大人講話，像聽音樂一樣，像聽唱歌一樣，就覺得很美。長大了以後，學的普通話裏面，這些方言裏面表達情感的優美的詞語都沒有了，就被規范掉了，普通話只有四個音，但是我們講方言的時候，真的就像唱歌一樣，很流暢，很舒服。”

　　這種對於方言的特殊感情，不經意間在汪涵小時候的內心深處埋下了種子。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汪涵在與身邊很多朋友的孩子交流時發現，不管這些孩子是哪裏人，他們大多只會揚著頭說普通話，卻聽不懂也不會說自己的家鄉話。

　　這種事情越來越多的時候，汪涵心裏就有一種緊張，“現在很多孩子只會說普通話和英文了，我覺得很可惜，因為每種方言都代表了一種地域文化。長沙人不會說長沙話，憑什么證明你是長沙人?口味兒，湖南人能吃辣，但是全國所有人都吃辣;火鍋，現在全國每個地方都有火鍋。唯一能夠區別你是哪裏人的，是你能講那兒的方言，只有你能講一口地地道道的方言，你才能拍著胸脯說我是那兒的人。”

　　在汪涵看來，方言是一種很美妙的詞語，但是大量的方言正在從身邊消失。每一種方言都是一個知識體系，消亡一種方言，就是消亡一種知識體系。“全世界現存6000多種語言。但是隨著全球化和城鎮化，這些鄉音正以每兩周消亡一種的速度在減少，而鄉音背後的文化基因也在被我們不自覺或者不自知地剪斷，這個非常可怕!”

　　沒有鄉音，何處遣鄉愁。汪涵一直有個擔心，如果有朝一日，突然聽不到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用濃重的湖南口音來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那個聲音突然不見了，沒有人想象過，我覺得也無法想象那個聲音從我們生命消失會怎么樣。”

　　語言保護者

　　“方言就是，我說，你懂，他不明白;也可能是，我說，你不懂，他也不懂。但是沒關系，至少我說得很親切，這就夠了。我們接下來要去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乃至金錢要去尋找這種‘親切’。”

　　汪涵在很多場合都說過上面這句話，他覺得是時候為方言做點什么了。

　　四十歲生日那天，汪涵給自己定下一個“小目標”：“我要把大量的精力、財力投入到方言保護中去，這是屬於我40歲之後的‘詩篇’。”

　　他把保護方言稱為“四十不惑”。所以他沒有申請微博，好的或者壞的，他都不予理會，他希望能夠非常沉靜地紮在他認定的方言學習和保護的工作中去，也希望能夠盡量做到更加平靜。

　　傅雷在給兒子傅聰寫的信裏面，回答過一個問題：“我們做文化做音樂，最終該往何處去?”傅雷很簡單的一個回答：“往深處去。”

　　汪涵對傅雷的這句話感同身受：“我想做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好，或者是鄉愁也好，到底該往何處去，還不是往深處去嘛。往深處去就是往泥土裏走，當你真正意義上兩只腳踏進泥土裏的時候，你和泥土碰撞回響出來的聲音，有大地的傾訴，也一定會有方言。”

　　兩年前，他獨自出資465萬，在湖南發起了一項方言調查“響應”計劃，“響應”其實就是對應“鄉音”這兩個字。他們計劃用5年到10年的時間，對湖南53個調查地的方言進行搜集研究，用聲像方式保存方言資料，進行數據庫整理後無償捐獻給湖南省博物館，作為湖南省博物館永久的人文類史料保存起來。

　　到時候，5年，50年，甚至500年，只要有人願意，就可以去湖南省博物館去聆聽500年前先人的聲音是什么樣的。“所以我經常說為什么要做這個事情，就為了500年後，如果一個湖南的年輕人走到湖南省博物館，輸入‘吃飯’兩個字，‘睡覺’兩個字，有57種湖南的講法，而且都是500年前先人的聲音，那個聲音出來之後，他有可能感動得掉下眼淚來。”

　　汪涵說，就算為了那一滴眼淚，他也要做這個事情。“普通話可以讓你走得更遠，可以讓你走得更方便，但是方言，可以讓你不要忘記你從哪裏出發，普通話讓你交流極其順暢，而方言讓你感受到無限的溫暖。”

　　他相信未來人們會花很多很多錢為溫暖這個詞買單。

　　萬事開頭難，開展“響應”計劃最艱難的是在他們團隊創建初期，因為做的是湖南方言，所以要找的所有學者和專家，必須是湖南籍的，“如果一個江蘇的語言學家，他去湖南做語言調查，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他聽都聽不懂，更不要說做研究或者記錄了。”

　　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時間，他們最終在全國找到十幾位湘籍的語言學家，帶領他們的研究生，搭建了十一個組，在57個方言點，利用寒暑假，回到湖南，做田野調查。

　　“響應”計劃如今已經做到第三個年頭，今年湖南省博物館要重新開館做“湖南人”大型展覽，他們已經可以把目前所有的收錄成果，支撐起這次展覽方言這一版塊的所有“語料”。

　　有成果，但是遇到更多的是問題。因為要讓語音語料非常的標准，要讓所有的學界都認可，還有很多技術問題。

　　比如，采錄一個語音語料，如果背景的噪音超過45分貝，這一段就不能用。但是在實地做田野調查的時候，“你不可能讓旁邊的狗不叫，你不能讓農村的拖拉機在耕地的時候停掉，那怎么辦?怎么去規避?你把他請到縣電視台，他會緊張啊!他不可能像在自家門口那樣發出的自然的自在的純正的那種鄉音。鄉音真的就是在鄉土裏，你把他放在電視台了放在錄音棚了，那錄出來的聲音就不一樣了。”

　　所以對於這些進行田野調查的學者來說，要想盡一切辦法克服“大自然”的掣肘，讓它標准化，同時也要保證收錄的聲音自然自在。

　　參與調查的老師和同學們認真的態度讓汪涵動容，更讓汪涵感動的，是當那些方言發言人了解我們在做的工作時候，“他們常常在錄完之後還三番五次地發信息，說還有什么東西我又想起來了，你還需不需要。因為他們意識到他們錄下的聲音可以在博物館裏保存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他的子子孫孫將來只要有可能，就可以聽到，喔，那是我的祖先說的話，他就會變得非常非常慎重，他就真的意識到曆史的長河是真的很長很長的一條河，而不是考慮明年、5年這樣的維度。他就有意識考慮到，噢，我是在做一個50年、100年、500年以後的事情。”

　　除此之外，語言保護的關鍵是要激活內在的文化自覺。

　　汪涵說年輕人是最好的傳播群體，需要契合他們的需求，讓方言有趣，真正激活他們的興趣，讓他們真正喜歡並說起來。要改變“只有三四十歲的人在台上唱戲，五六十歲的人在台下看戲”的狀態，需要讓更多年輕人參與進來。

　　所以他提出了“精准”語保。“精准”就是指向年輕人，找到他們感興趣的方式，電影、音樂、旅行、綜藝節目，所有的形式，我們可以用“娛樂+”的形式去做。

　　去年，他作為聯合發起人，幫助足榮村方言電影節創辦起來。今年第二屆足榮村方言電影節舉辦，他又親自過來站台。汪涵說，大家都認為方言電影是一種很好的載體和傳播形式，希望能吸引到更多的年輕人關注進來。

　　上台發言時，他身穿背後印有“天天向上”的夾克衫，一開口就現場秀起了方言，而且一說就是好幾種。台下本來默不作聲的觀眾迅速被熟悉的家鄉話吸引，紛紛喊出聲來想讓汪涵模仿兩句。

　　主持界“學者”

　　腹有詩書氣自華，用來形容汪涵並不為過，他的主持風格不是簡單的逗你嘻嘻哈哈，還透著智慧和學識。有網友戲稱“總覺得他腦子裏裝的東西足夠我參加幾次高考了。”

　　汪涵在節目中會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不僅有天王天後級明星，也有如延參法師等網絡紅人，更多的是各行各業有著自己故事的普通人，優秀學子、駕校司機、女獄警、護士、鋼鐵工人、海洋科學家等。主持所涉及的知識面涵蓋佛教、建築、海洋、醫學等。

　　面對各個崗位各個職業可能會出現的各種問題，他總能從容不迫、安然自若地解決。雖說有些知識是節目錄制前所必須做的功課，但是從其現場把控來判斷，確實足見汪涵私下裏博覽群書。

　　有一期《天天向上》的嘉賓是吳京，他們講起太極。汪涵說起太極的神奇，“可以把一個人一下子推回家”。這時歐弟說，“我是台灣的，也能把我推回去嗎?”汪涵幾乎是在下一秒就脫口而出，“台灣不推，拉回來。”

　　有一次金鷹節的一個環節，四位主持人分別對著節目組送上的物品臨場發揮。汪涵收到的是“沒有”。這應該是全場最難的題目，但他說出了最精彩的回答。

　　“我這個禮物是沒有，我突然間想起道德經裏面有這樣的話：有，是萬物之所始;無，是萬物之所母。十屆金鷹節，我們有太多太多的驕傲，但是我們要把這‘有’緊緊放在心裏，驕傲放在心裏，我們將來面對著現在逐鹿中原一般的戰場，大屏幕、小屏幕、新媒體、互聯網……我們要把這有可能的‘無’的危機時時地放在腦子裏。所以，我要把這‘無’送給我們所有的電視人;送給我們每一個金鷹節的參與者;要把這一份小小的危機放在心裏。”

　　當然，最出名的還要數《我是歌手》的那次救場。

　　偶然的一次也好，但是能無數次化險為夷，考驗的就不僅是一個主持人的隨機應變能力了，而是一個人的學識修養。

　　娛樂圈“隱士”

　　有人說，從一個人的朋友圈就可以看出這個人是不是成功人士。按照這個標准，汪涵的朋友圈可以稱為非同一般。一向低調示人的汪涵在國內外人脈十分廣泛，馬雲、任志強、潘石屹、趙薇、李連傑、成龍等國內的明星大咖、政商領袖，都與他私交甚密。

　　甚至不少國外政界人士的朋友，如捷克總統米洛什·澤曼、丹麥首相赫勒·托寧·施密特，以及拉斯維加斯、洛杉磯市長也都對汪涵褒獎有加，汪涵堪稱娛樂圈最隱形的人脈大咖。

　　去年，演員劉濤赴丹麥哥本哈根工作，房間被盜，價值400萬首飾等物品不翼而飛，手足無措的她只好發微博求助。汪涵得知消息後，立即親自致電丹麥駐華大使館，對方迅速和丹麥警方取得聯系並敦促快點破案。

　　這件事傳到國內，大多數人都不淡定了，無不驚歎汪涵的關系網之廣。

　　原來，汪涵與丹麥駐華大使裴德盛私交頗好：2014年，裴德盛曾登上《天天向上》做節目;今年5月11日，汪涵也獲邀參加“中丹建交65周年晚宴”，這是鮮少能邀娛樂圈人士參加的“高大上”活動。

　　看到汪涵的朋友圈，我們大概都會以為，建立這樣的人脈，需要每天趕無數酒席、奉承高位之人等等“俗氣”又無奈的事情。但汪涵卻把我們所想之事逐一摒棄，他在平日裏時常享受孤獨。

　　很多人都知道汪涵不開微博不發郵件，始終與網絡保持距離，私下裏除了推動保護方言的事情，幾乎以書為伴，汪涵曾經說過，“我的所有語言靈感都來自書本。”

　　曾經有一段時間，汪涵對自己開始懷疑：“30幾歲，說白了，人也紅了，每天都在想我工作的意義到底是什么?自己通過勞動，到底會給這個社會帶來什么價值?”

　　那段時間，汪涵每天都非常惶恐，“雖然在我的節目中會給別人帶去歡聲笑語，可以讓別人哈哈一笑，但是笑過之後，我到底留給別人什么?我‘生產’的東西是有意義還是無意義?一個工人生產一個碗，他可以拿它用來裝水裝飯，這是實實在在的有用，我們在現場讓大家哈哈一笑或者傻樂一下，高級嗎?是高級的還是低俗的，是庸俗的還是典雅的?”

　　汪涵每天都在思考這個問題，那段時間，他開始不想講話，不願意去拿話筒，他更願意安安靜靜地對待一個物件，去跟它有交互。

　　就這樣，汪涵選擇了出去走走。在一個不知名的小鄉村，他嘗試著和一個老人一起推刨花，“刨子像浪花一樣卷出來，我就覺得特別美妙。我的人生通過汗水的流淌，通過這樣的勞動，它能夠推出波浪來。我覺得特別美好，而且很享受。”

　　因為都是八九十歲的老人，他們並不認識汪涵，也無所謂要追捧他，或者找他要簽名，那些老人那種面對汪涵表現的平靜讓他覺得“很真實，很幹淨”。

　　推完刨花，老人從煙盒抽出一支皺巴巴的煙遞給汪涵，“其實那種情境就是，你愛抽不抽，反正他遞給你，那種關系是幹淨的，那種感受是平靜的，我覺得實在太美好了。”

　　那件事對汪涵觸動很大，他開始意識到，無論做什么，都需要有內心的平靜。

　　所以，在他四十歲生日的時候，他就開始思考將來與這個世界告別時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不是明星，也不是節目主持人，他更希望等那一天到來時，人們記住他的是，一個語言保護者。

        張書旗、姚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