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西歐狩獵“魔女” 資料圖

　　真實的“魔女狩獵”是怎樣的?

　　如今在人們的印象中，獵巫運動已經是一個帶有神秘色彩的詞彙。基於這一點，與其相關的文藝作品不在少數，但雖如此，大多數人對這一運動的具體情況卻並不十分了解，有人認為它是一場由基督教會支配的狂熱社會運動，也有人認為它是中世紀末一次針對女性的大規模迫害，出現了諸如“魔女狩獵”一類的形容詞。雖然比較形象，但並不是特別准確，那么真實的獵巫運動究竟是怎樣的呢?

　　事實上，並不是每一位生活在這個時期的女性都處在一種朝不保夕的境地中，女巫的“選定”還是頗有規律的。就當時遺留的審判案例數據來看，獨居、年老的婦女更容易成為迫害對象。而且她們的經濟水平一般比較低下，貧困是“女巫”的一個深層次特征，她們往往既是社會的救濟對象，也是被控告的主要對象。具有這些特征的女性無疑是當時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因而當自然災害或瘟疫發生時，這些女性就成了社會不滿的發泄渠道。

　　雖然底層女性是獵巫運動的主要迫害對象，不過在這種大背景下仍然有一些個案存在。例如一些富裕的女性也會被指認為女巫，同時也應當注意到，在占去絕大部分比例的女性目標之外，仍然有一部分目標是男性，甚至在一些地區，被迫害的男性比例要遠遠超過女性。例如在冰島，被控告的群體中有90%是男性，愛沙尼亞則為60%。

　　延續數百年的悲劇何以發生?

　　獵巫運動無疑是西歐近代曆史的一場悲劇，由於獵巫運動這一事件明顯涉及到宗教本身，因此或多或少的與發生於同一時期的宗教改革都存在關系。具體來說，由於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和新教在各地激烈的教派鬥爭，使得宗教之間的隔閡與對立愈發嚴重，互相指責對方為“巫術”。

　　無論是天主教還是新教，都曾發起過獵巫運動，並將之作為打擊對方、清除自己所控制區域中的信仰不同者的武器，而新教思想中禁欲思想的改變又使得基督教中較極端的道德受虐狂的瓦解，因此更多的人將道德自責轉化為了對魔鬼的厭惡，進一步推動了這種情況的出現，所以獵巫運動迅速發展的地區往往也是宗教改革鬥爭激烈的地區，這一點並非偶然。所以說，代表新教的路德等人不僅致力於和教皇戰鬥，這些人燒起女巫來也是毫不手軟的。

　　西歐當時普遍流行的神學觀念與巫魔體系是推動這一運動的重要力量，在《聖經》中的相關記載並不止這一處，《舊約?出埃及記》中記載“行邪術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也是一處獵巫思想的來源反映。中世紀經院哲學的發展也極大地促進了基督教由二元體系的轉變，使得這一理論得到了完善，直接影響到了獵巫運動時對巫覡的裁定，以及驅魔的相關過程。

　　除去教會方面的推動之外，當時的一些人文主義者也對這一現象起到了推動作用，例如16世紀的思想家讓?博丹(JeanBodin)就大力宣揚對巫覡的懲治，甚至認為即使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也應當對其處以死刑，這種情況其實也並不罕見，例如布克哈特就指出過人文主義者特別容易“感受怪異和預兆”，因而確實會相信一些流傳自中世紀的古怪傳說，這樣來說在當時影響廣泛的巫魔理論也自然會或多或多少的影響到人文主義者本身的思想。

　　其次，獵巫運動期間戰爭頻發，教權與王權的矛盾尖銳，都使得國家對一些地區出現了缺乏控制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存在於王國邊遠地區，也就是中央控制力較弱地區的一些民間秘密組織就成為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也同樣需要懲治這些社會中的失范行為來達到加強社會控制的目的。這種做法由來已久，早在中世紀時，對聖女貞德的審判就采用了這一套路。法王擔心她對自身的統治產生威脅，而英國人則認為如果不將她所取得的勝利歸結為魔鬼的幫助而是上帝的庇佑的話，那么就說明上帝是反對英國人的，這也是貞德被判處巫術罪處死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這一運動的前期，世俗政權對它的利用更為明顯。例如法王腓力四世為攫取財富的需要所發動的對聖殿騎士團的搜捕。當時的巫術案件判罰也多由世俗政權而非所謂“宗教裁判所”做出。所以從這一層面上看，世俗政權同樣有著推動獵巫運動進行的因素。

　　而且，這一時期西歐社會的大背景非常動蕩不安，除前文所提到的宗教沖突、戰爭頻發以外，還存在有許多其他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例如黑死病的傳播，還有近年來學者所指出的小冰期所帶來的影響。這些現象所帶來的糧食減產、人口死亡、階級對立極大地刺激了西歐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不僅戰亂四起，更為重要的是在社區中帶來了普遍的緊張情緒，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因此變得相互對立，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更加趨向於將壓力釋放於社區中的弱勢群體。

　　同時由於這一時期西歐未進行工業革命，本質上仍舊處於農業社會，大多數人都處於貧困的生活中，社區環境、居住環境仍處於混亂、肮髒的狀態之中。至十七世紀末，英國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而在法國，這個數據則達到了九分之五。這種情況下的個人主義與鄰裏救濟間便爆發了尖銳的沖突，使得其以巫術訴訟的形式表現出來。所以，巫術審判在這一角度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偶然的、由大眾恐慌情緒引發的集體事件，是一種群體性的歇斯底裏，其中的個體在這種情況下很難保持冷靜的態度。而其產生也極其簡單，只需要通過某個人的指控，和幾個人的證詞(甚至是兒童)便可成立，例如1629年維爾茨堡的一位要人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

　　總之，整個城市三分之一的人受到牽連。一些富有的、傑出的、受歡迎的教士也被處決了。一周前，一個19歲的少女被處死。很多人認為她謙虛而純潔，但她和其他一些人被控背棄上帝並參加巫魔會(sabbat)。

　　從中可以看出這一延續數百年的悲劇事件所具有的特殊性與廣泛性，因此用現代的眼光來看，獵巫運動更像是一場整體社會背景下的集體恐慌，社會群眾在這一過程中起到的很大的推力作用。這些被誣陷為女巫的人，同時遭到人文主義者和教權主義者批判乃至迫害，自然難逃厄運。

　　參考文獻

　　1.布萊恩·因斯：《人類酷刑史》，李曉東譯，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

　　2.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何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

　　3.陸啟宏：《近代早期西歐的巫術與巫術迫害》，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

　　4.馬格麗特·金：《文藝複興時代的婦女》，劉耀春、楊美豔譯，劉君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

　　5.羅賓·布裏吉斯：《與巫為鄰——歐洲巫術的社會和文化語境》，雷鵬、高永宏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作者：陳梓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