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研社成員 吳桐山

　　最近有三單新聞，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第一，「香港青少年幸福感調查」顯示，有36.8%的受訪青少年自評幸福感低於6分，屬不幸福，年輕人的幸福感，比過往調查的家庭幸福感或成年人的總體幸福感低。第二，一名扶老攜幼的男子要求另一名男子讓「關愛座」不果，先口角繼而動武，香港年輕人又被批評不讓座。第三，土地大辯論，對於估計本港未來最少欠缺1200公頃土地的數字，有意見認為是誇大了需求。這三件事，其實根源上是同一件事。

　　兩代社會環境大不同

　　筆者乘坐過中國各大城市的公共交通工具，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台北、香港對比，香港人絕對是最不讓座，而且與其他城市差距極大。不過筆者也要為香港年輕人說句公道話，在這六個城市里，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也的確是「最年長」的，巴士地鐵內有大量的長者，負責任地說，在繁忙時段，如果只要65歲以上就讓座，香港的年輕人基本無位坐。中國內地和台灣地區同樣面對社會老齡化，但畢竟人口基數大、區域面積大，「水比較深」，年輕人集中在大城市，老人家留在鄉下居多，所以在其他五個城市的地鐵內，見到高齡乘客的機會比香港低得多。例如深圳是筆者感覺讓座最積極的，但深圳也是遇到高齡乘客機會最低的城市。一個禮拜才遇到一個高齡乘客，與滿目都是高齡乘客，哪種情况會更有讓座冲動？

　　香港年輕人不想讓座，某程度上正是年輕人幸福感低的反映，通常讓座的人都是比較正能量的。而幸福感低的根源，就在於香港的人口、經濟在過去幾十年都增長乏力，沒有「做大個餅」。

　　筆者每逢有幸與香港的上一代人聊天，都會感慨萬千。這里所說的上一代，就是在上世紀70至90年代，香港經濟增長最快的時候投身社會的一代人，現在基本上都處於退休前后。一個例子是一個食環署清潔工人，單身一人養大個女，但都可以有層樓，還持有多隻藍籌股。另一個例子是公司入面幫手傳遞文件的工友，屬公司內文化和技術要求最低的工種，竟然也有一層五六百尺的樓在手。這兩人都不是富二代，無什麼文化，靠自己的辛勞置業致富，話當年，這種人并不少見。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這簡直是天方夜譚，除非中了六合彩，否則根本不可能做到。筆者不由感慨，那才是香港的黃金一代，掃街都可以買樓；相反這一代香港人，博士都買不起。香港的這一代年輕人，又如何有幸福感呢？

　　反「做大個餅」是何居心？

　　香港的黃金歲月，就是香港最積極「做大個餅」的歲月。相反，今天的香港卻瀰漫着一種不肯「做大個餅」的風氣。以土地需求為例，面對政府提出的土地需求缺口，希望社會凝聚共識開拓土地，竟然有人質疑政府是誇大需求，實際上根本不用這麼多地。我只想說，本港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只有161平方尺，台灣人均居住面積達505平方尺，新加坡平均為323平方尺，上海平均為194平方尺。哪怕香港人口零增長，都有需要增加一倍的居住面積，以改善香港人的「白鴿籠」。這種反對開拓更多土地的人，是何居心呢？

　　讓座這個詞，凸顯了香港的世代矛盾根源所在。年長者埋怨年輕人不讓座，年輕人又埋怨年長者在事業上不讓位。而這種矛盾之所以在香港尤其尖銳，就因為香港人沒有「做大個餅」。只要經濟體量增大了，年長者不讓位，年輕人也有大量上位的機會。

　　筆者常說一句話：人活着，最重要的不是財富或民主，而是希望。只有「做大個餅」，才能讓年輕人有空間、有希望、有幸福感。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是「做大個餅」，讓香港人的生活圈子由2700平方公里擴大為5.6萬平方公里，讓香港人可以在更深的水里面暢游；發展新經濟也是「做大個餅」，讓年輕人有施展才能的空間，不用排齙仔等上一代退休。而開拓更多的土地資源，正正是社會發展、經濟發展「做大個餅」的基礎原料。

　　大家不妨去問問那些反對「做大個餅」的人，是何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