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9日，《新时代 新经济 新金融--大湾区经济与发展论坛》在深圳隆重举行，本论坛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中国金融论坛、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和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等机构联合主办，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受邀参加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嘉宾主要观点：
我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有三点看法。
第一个，谈融合的时候不要忽视保持各自优势、特点，差异化可能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国内和香港具有完全不同的金融生态系统，国内的金融环境制约了创新和试错的空间，可以将风险相对高的产品和业务放在香港进行试点。
第二，中国的金融制度和欧美的金融制度有很大的差异。双方很可能谁也改变不了谁，大湾区可能是未来中国经济体和欧美发达经济体之间进行连接、转换的关键区域。
第三，中国是全球GDP前20名中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同是也是唯一一个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国家。可在大湾区内对居民的海外资产配置进行先行先试。比如考虑将大湾区居民资产规模的一定比例（大概做一个测算）30%、20%不经过批准，可以自由地进行海外配置，这也是很重要的。
以下为演讲实录：（本实录已经主办方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审核确认并授权本报发布）
大湾区的价值不是将香港和澳门变成“深圳”
巴曙松：我想谈三点个人的看法，第一个，谈融合的时候不要忽视保持它的优势、特点，这些差异化可能带来新的增长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和其它湾区有非常大的差异性，会议间隙学习了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的报告，报告里提出来粤港澳大湾区一二三四，一个国家、两种体制、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以香港为例，大家谈融合谈的比较充分了，在谈融合的同时还得要强调一点，大湾区里独特的差异性，在中国来说更有价值的不是把香港和澳门变得跟深圳一样，可能是怎么样发挥好香港澳门这些独特的关税、体制、国际联系的优势。这么宏大的题目我们从具体的内容谈起，比如说金融创新，以我这段时间在香港工作的体会，和国内的同事交流的情况来看，大家对这个市场都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但很多行为上差异很大。
不同的金融生态带来两地迥异的监管行为
比如说每当碰到国际国内的市场大幅的波动，国内这些一线的监管者就非常的关注市场，要加班，要分析市场走势，而香港交易所准时上班、准时下班，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完全不同的金融生态系统，香港市场是一个以机构投资者占主导、买者自负的文化，信息披露为本。所以监管者包括香港交易所和证监会不参与公司的实质审核，你要把信息讲清楚，投资者赚的钱我们衷心的祝福他，赔了钱提醒你下一次要防范风险，所以机构投资者占主导这种清晰的市场生态，和我们国内在一个计划经济条件下，官方表达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环境，散户的交易量占主导的市场生态完全不同，这使得国内的决策者既要监管这个市场又要发展这个市场，就不得不关心这个市场每天的涨跌，每年哪些人赚了钱、哪些人赔了钱，说不关心，真跌了还是要关心。这就制约了创新和试错的空间。
风险相对高的产品可放在香港先行先试
在粤港澳大湾区里边我们可以把风险相对高的产品和业务放到香港这样一个以机构投资者占主导的风险自负的环境里，再来做试点、做探索，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之后再到国内来应用，更平稳，它是制度的本土化落地。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就代表着中国的需求，来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竞争。我最近参与了一个事情，香港交易所推出了二十多年来幅度和规模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其中关注的焦点就是怎么样支持新经济公司上市，我们讨论的主题叫“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动能就是新的产业、新的经济，新经济的融资需求和旧经济重资产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说生物医药企业，如果说按照达到一定的盈利这个标准，一个生物医药企业真正要盈利的时候已经不需要钱了，真正大规模投入的时候，全世界的医疗企业60%到80%的资本开支是在它既没有盈利、也没有收入甚至没有业务记录的研发阶段。所以我们怎么样识别出中国的经济转型、新经济发展中独特的融资需求，要满这些需求它可能要对国内的制度做出巨大调整，这个调整很可能会导致市场的大幅波动。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相对风险比较高的制度创新的试点放在香港先做，做过一段时间投资者熟悉了风险收益状况，然后再拿到国内来。这可能是更平稳的，不是决定谁水平高、水平低，而是不同的市场生态环境和不同的发展路径。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谈融合的时候不可忽视大湾区里独特的差异性，也值得尊重。要重点考虑如何发挥这种差异性，形成各自有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分工。
大湾区可能是中国和欧美之间进行连接、转换的关键区域
第二点，我想谈的一点体会，就是从全球来看香港和大湾区的定位，这是我参与债券通项目的体会。这个体会非常的强烈，是什么呢？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有足够规模的、独特的发展路径，交易结算、清算、托管的制度，这个制度和欧美市场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制度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说我们下一步要更高程度地向国际化开放的话，碰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要回答，要融合，是中国放弃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交易结算清算托管制度完全遵循欧美的规则呢？还是说欧美为了开拓中国市场放弃它自己这么多年形成的独特交易制度，然后完全按照中国的制度来呢？
最终很可能是相互融合、相互尊重，可能谁也改变不了谁，要找一个互相都能包容连接的点，粤港澳大湾区很可能是这个点。再讲具体一点，债券通有很多制度，我们不得不设计成海外的那一部分完全按照海外的逻辑，比如说海外的投资者做大规模的债券投资，非常习惯长期形成的名义持有人持股，名义持有人是指他投资中国在岸债券，是一个符合要求的名义持有人，到国内来履行这个债券持有人的交易，这个惯例是市场长期发展形成的，对于跨境投资非常方便，他不用了解这个市场的交易结算制度，出现纠纷了，由这个名义持有人直接跨境帮你交涉。
而中国呢？在自己的发展路径里形成的是所谓的穿透式，叫一户一买制度，这是因为早期的债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挪用客户资产，为了防止挪用、风险防范积累下来形成穿透式一户一买，在座的诸位你们开了户，身份证被中央证券登记公司登记以后交易行为都看得见。你也可以让他必须坚持我们的规则，如果这样他就不来了。你说让国内这么庞大的一个债券市场改成像名义持有人这样也不可能。沪港通、债券通背后的逻辑是以最小的制度改变，找到一些交汇和转换的平台和切入点，在海外还是有名义持有人制度，在国内还是穿透式一户一买帐户模式，放在香港做了转接。所以，大湾区未来可能就是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中国活跃经济体和欧美发达经济体之间进行连接、转换的一个关键区域。这是第二个体会。
人民币国际化是必然趋势
第三点，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驱动力是在贸易计价结算领域的应用，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刚刚起步，人民币在SDR的占比是10.92%，其中有10个百分点是在贸易计价的应用，不到1个百分点是在投资计价中的应用。看二三十年以后的事情，中国金融界必然要面临的一个任务是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一个实体经济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5%慢慢扩大至18%、20%等更高比重，而它的货币是不可兑换的，保持严格的管制。现在把全球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国家按照GDP列一个清单，除了第二位的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不可兑换外，GDP前20名的国家都可以兑换。
中国强调吸引外资，强调国际储蓄流入中国的时候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意义不大，但是到现在这个时候没有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就缺少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国际资本提供者，居民和企业进行国际化布局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下一步怎么样把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推到国际市场，必然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大湾区内可对居民的海外资产配置先行先试
我看各方都非常赞誉交易所这些年推出的深港通、沪港通、债券通，实际上这是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因为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是封闭系统，更多的是资产配置平台，很难说是资本对外流出的平台，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深港通，你买了港交所的股票，这个资金看起来流出了，但这个天桥是透明的、封闭的，明年等你赚钱了资金原路返回，更多的是资产互换和收益配置，不是资产流出去的平台。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在资本真正自由流动方面要有突破，是不是可以从大湾区这边开始启动？前段时间讨论过的QDII2方案，这也是非常好的建议。比如可以考虑将大湾区居民资产规模的一定比例大概做一个测算，30%、20%不经过批准可以自由地进行海外配置，这也是很重要的。你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起来有障碍，在大湾区内推动我觉得是有条件的。
我就简单的汇报三点意见，第一是谈融合也要尊重差异性，发挥比较优势；第二，基于经济金融体系发展路径，这种体系运行生态环境的差异，可能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全球的金融体系有两种大的体系并行，一套是中国运行的惯例，一套是欧美运行的惯例，可能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尊重惯例的并行，粤港澳大湾区要做的是找到节点、找到转换点。第三，人民币国际化，跟实体经济的发展相比差距很大，未来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从这个领域找到突破口，可以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新动力。
谢谢各位！
文字记者：齐晓彤、邓建乐 图片提供： 王雷
